民主在何种意义上是可能的？
另类右翼积极分子必须支持和输出东亚模式的原因
另类右翼积极分子必须支持和输出东亚模式的原因
我们不是东亚病夫，而是地球上最优秀的民族。从清朝末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被视为东亚病夫。另一方面，在今天的国际激进右翼圈子里，我们被视为地球上最优秀的民族，西方世界的边缘化中产阶级男性声称我们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够获得超越平均水平的私有财产和社会地位，在美国，我们甚至比血统纯正的白种人更加富裕，于是西方世界的另类右翼积极分子将我们与物质生活条件低于白种人的有色人种相比较，就这样，他们控制变量，得出结论，不同种族之间的贫富差距无法完全归咎于后天环境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被解释为不同种族的基因差异。在相同的后天环境下，东亚人最富裕，因此，东亚人是天生的国际中产阶级模范公民。东亚人生来就是最优秀的民族。
西方世界的革命同志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我们采取不同的评价，展现了弱肉强食的法则。以前，我们被叫做东亚病夫，是因为我们弱小，我们积贫积弱，沦为西方帝国主义进行殖民侵略的被压迫者。今天，人人都说我们是地球上最优秀的民族，是因为我们强大，我们成为超级大国，我们人才辈出，我们最有钱、最有地位，我们拥有高新科技和暴力机器。从民族耻辱转变为民族复兴，我们的生物属性没有明显变化，我们无法运用生物属性来解释激进右翼运动对我们的态度改变，葛兰西和亨廷顿的文化战争更是缺乏解释力，重要的是，在精英阶层的带领下，我们通过以合作性选举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阶级社会，实现物质繁荣和社会稳定，打造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健全中产阶级社会。同样是在弱肉强食的法则下，激进右翼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所击败，作为弱势群体，我们的中产阶级理论被他们盗窃和掠夺，德国现代中产阶级激进运动精神导师遭受残酷无情的批斗；我们必须予以还击。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的杀人数量远超激进右翼运动，他们之所以光鲜亮丽，不是因为善良，而是因为他们在激烈竞争中获得暂时性优势。弱肉强食的法则是恒久的。与以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为代表的弱肉强食的伪君子不同，我们不屑于隐瞒自己的意图，我们将弱肉强食的法则公开化，我们力图唤醒那些被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所蒙蔽的乌合之众，告诉他们世界的真相，让他们知道真实的游戏规则，降低他们掉进迷人陷阱的可能性，制造一种机会平等。如果说人生如棋，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就是那群将下棋的规则藏着掖着的人，他们企图让自己的竞争对手无法知道真实的下棋规则，从而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而激进右翼运动则是光明正大的，我们把下棋规则公诸于世，这样，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就相对公平。我们承认世界的不完美，承认哪怕只是略微改善世界也胜算渺茫的事实，但我们坚信，与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相比，我们是较小的邪恶，我们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作为另类右翼积极分子，我为此感到自豪。
（一）在可预见的范围内，经济平等是不可能的。
我们都活在当下，因此都是短视的改良主义者。根据社会党的计算结果，如果经济发展的趋势不变，那么不同地区进入同一个经济发展阶段需要一百五十年到两百年的时间。我们不打算反驳这个观点，但所有人都应该承认，在十到二十年内不同地区依然具有巨大的贫富差距，因此，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特殊利益依然会削弱国际工人运动。对于中产阶级无产化的趋势，社会党并没有提供具体的时间，而只是根据中产阶级工作的难度有限性以及无产阶级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而得出推论。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与不同地区的经济趋同一样，如果将人类的短短几十年的寿命作为参照物，那么中产阶级无产化也只是缓慢发展的趋势，至少在十到二十年内，我们依然要面对健全的中产阶级社会，他们将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发起中产阶级激进运动。另一方面，即使中产阶级实现大规模无产化，比如说，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从目前的20%缩小为3%，也并不意味着阶级社会垮台。3%的精英阶层完全可能实现长治久安。当然，这个遥远的未来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能出现高科技奴隶制。在高科技的帮助下，3%的精英阶层可以对占总人口97%的奴隶进行二十四小时监控，并运用机器人杀手将每一次奴隶造反扼杀的摇篮里。
社会党鼓吹唯物主义历史观，批判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的唯心主义倾向时，反复强调必须以史为鉴。然而，一旦遇到能够削弱自身观点的历史经验，社会党就装聋作哑。自阶级社会出现以来，人类没有一天尝过人人平等的滋味。人类只有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迈向阶级社会的历史经验，没有从阶级社会转型为无阶级社会的历史经验。从奴隶劳动到雇佣劳动，贫富差距时不时会产生轻微波动，丝毫不会动摇阶级社会，显然不是一条逐渐缩小贫富差距直至实现经济平等的自由之路，而是一条少数人剥削和压迫多数人的奴役之路。如果我们真的以史为鉴，那么我们必然信心十足地宣布，在可预见的范围内，经济平等是不可能的，与其在这个错误的方向进行注定收效甚微的尝试，不如告别乌托邦，维护物质繁荣和社会稳定。
（二）上街辱骂特朗普的自由，没有那么重要。
与西方世界相比，东亚模式逐渐展现出更高水平的物质繁荣和社会稳定，在此背景下，西方帝国主义的走狗避其锋芒，转而鼓吹上街辱骂特朗普的自由，甚至煽动东亚人为了争取这种自由而抛头颅洒热血。
在这里重述激进反建制的东亚自由主义少数派的疯言疯语，我自己都觉得有些搞笑。在这片土地上，绝大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经被现存秩序完美吸收，上升为主流精英阶层，只有极少数缺胳膊断腿的歪瓜裂枣具有激进反建制倾向，他们偷偷阅读秦晖和齐泽克的书，被排挤在社会边缘的黑暗角落，就连幻想着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像苏联那样被肢解的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不得不承认，东亚自由主义少数派具有显著的人格缺陷，乐观、善良、国际化的主流精英阶层支持现存秩序。在讨论社会问题时，社会党反复强调亚当·斯密的名言警句，屠户之所以为人们提供食物，不是因为宗教信仰，而是因为自私自利。同样的道理，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无限夸大上街辱骂特朗普的自由，只是他们破坏社会稳定和满足自己野心的借口而已，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感到不满意，想要重新洗牌，因此他们以自由之名喊打喊杀。
归根结底，人类是一种动物，服从于自然选择的一般规律，人类想要攫取生存资源，保持竞争优势，增加私有财产和提高社会地位。对于人类来说，自由只是满足自身欲望的工具，而很少作为目的。由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确实存在，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人类生来热爱自由，目前的演化心理学观点甚至认为人类独有的高级认知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进行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仰望星空的心理与行为，具有反抗剥削和压迫的功能，我们不否认这些观点，然而，在人类需求的优先级中，自由，更具体地说是上街辱骂特朗普的自由，是敬陪末座的。人类经常表示为了实现平等主义，愿意牺牲这种自由。即使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平等主义道德观念都会被逐利冲动轻松战胜，更何况所谓的自由，上街辱骂特朗普的自由。社会党承认，工人阶级之所以想要经济平等，主要原因是经济平等符合他们自己一人的物质利益，几乎看不到原始共产主义先天倾向的影响。同样的道理，人们之所以想要上街辱骂特朗普的自由，不是因为他们生来热爱自由，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自由可以卖钱，例如向特朗普施加压力，要求特朗普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现在，自由的无用已经铁证如山。竞争性选举和合作性选举在公平和效率上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上街辱骂特朗普的自由，无法增加利润，既然无利可图，为什么要争取上街辱骂特朗普的自由呢？
（三）将民主重新定义为物质繁荣和社会稳定。
社会党声称，无产阶级想要经济平等，精英阶层想要维护和扩大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所有人都想要物质繁荣。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经济平等是一条死胡同，在可预见的范围内不仅不可能实现，而且哪怕只是略微接近一小步也无疑难于上青天。经济平等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另一条道路，物质繁荣和社会稳定的道路，是可能实现的，并且已经逐步实现。今天的东亚模式是历史上罕见的盛世。
主流精英阶层不需要担心无产阶级当家作主，而只需要担心经济萧条背景下没落贵族人数增加。与狮子大开口、追逐乌托邦的工人运动不同，中产阶级激进运动的利益诉求很简单，我们想要的仅仅只是与自己的贵族身份相匹配的物质生活条件，只要恢复经济生产，实现物质繁荣，我们就会心满意足，在中产阶级社区里维护着岁月静好的生活。幸运的是，工人运动已经退潮，阶级社会的一般规律回归，中产阶级激进运动复兴。我们再也不会看到无产者和资本家之间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而只会看到没有政策分歧只有权力斗争的精英轮替。著名另类右翼思想家罗伯特·米歇尔斯告诉我们，寡头统治铁律是不可避免的。让我们稍微修正一下米歇尔斯的建设性意见，我们不打算自恋地鼓吹中产阶级神话，我们不认为中产阶级是具有自由精神的精英，我们坚信所有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我们需要继承的是米歇尔斯努力寻找超阶级利益的坚定信念。物质繁荣和社会稳定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因此能够凝聚社会共识。
在新冷战的背景下，两个超级大国互相争吵，美国模式宣称自己的竞争性选举是民主的，东亚模式的合作性选举不民主。东亚模式反其道而行之。然而，一场“民生对账”让两个超级大国的中产阶级找到共同的语言，他们超越竞争性选举与合作性选举的细微差别，研究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毫不奇怪的是，我们大获全胜，民族自豪感提升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民主与物质繁荣的联系。
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两个超级大国必须做出体面的妥协，必须求同存异，将民主重新定义为物质繁荣和社会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