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按劳分配，反对按“贡献”分配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卡尔·马克思
我们习惯于将牺牲和贡献视为近义词，因此我们常常同时提到牺牲和贡献。在中文世界里，“献”字常常与牺牲具有明显联系，例如“献血”、“献身”、“奉献”，又例如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根据“汉语国学”网站提供的信息，“贡献”一词的网络解释为：
自身拥有奉献给别人，或者把以自身行动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等，是一种具有自我牺牲性质的精神。
记得小时候，我们通过凸屏电视看过一则关于贡献的古老寓言故事，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在这里，贡献和牺牲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贡献和给他人带来的利润几乎没有联系。这则另一个世界的古老寓言故事拒绝将利润作为测量贡献的标尺，而是运用牺牲来定义贡献。
然而，英语世界对牺牲和贡献似乎有不同的看法。Robin Hahnel在《民主计划经济》一书中，将牺牲和贡献区分开来，其中，牺牲指的是自己的辛苦劳动，贡献指的是给他人带来的好处。Robin Hahnel强调，在民主计划经济中，收入水平根据牺牲来决定，而不是根据贡献来决定。Robin Hahnel的观点与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相似。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劳动报酬只受到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影响。Robin Hahnel花费了大量笔墨比较相对轻松的中产阶级工作和相对辛苦的工人阶级工作，并强调根据牺牲进行经济分配意味着相对辛苦的工人阶级工作能够获得更高的物质回报。就这样，Robin Hahnel超越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针对中产阶级工作的含糊其辞，推进按劳分配原则的清晰化。在这篇文章中，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将使用Robin Hahnel对牺牲和贡献的定义。
（一）按“贡献”分配在道义上是令人作呕的。
继承、天赋和运气都有可能让人们做出巨大的贡献，但如果根据这些贡献进行经济分配，就无疑会产生劳而不获、不劳而获的现象。归根结底，继承、天赋和运气都不是自己挣来的东西，而是天上掉馅饼。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部分人好吃懒做地获得巨额利润，代价是另一部分人拼命干活却穷困潦倒。一部分人剥削和压迫另一部分人。
在煽动激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时，另一个世界的中产阶级模范公民不断强调西方世界通过垄断高新科技获得超额利润，从而榨取欠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告诉我们，这种等级森严的国际分工意味着残酷无情的剥削和压迫，是新殖民主义的体现。我们应该看到，如果遵循按贡献进行经济分配的原则，那么西方世界的超额利润就具有合法性。西方世界凭借着继承、天赋和运气获得了远超另一个世界的高新科技，为全球经济做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另一个世界虽然付出较多的劳动力，但科技水平较差，生产力较低，只能生产廉价衬衫，因此，几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完全没有问题。在这里，我们的中产阶级模范公民无比聪明地运用牺牲的意义揭露按贡献分配的剥削性。
但是，民族国家内部也有等级分明的分工体系。我们的中产阶级模范公民是这个分工体系的既得利益者。虽然他们其实也是国际分工的既得利益者，因为国际分工也不是超阶级的奇迹。更何况，尤其是现在，他们甚至在与美国阶级兄弟的“民生对账”中大获全胜。于是最锋利的矛遇到最坚固的盾。当他们批判国际分工时，他们运用牺牲反对按贡献分配。当他们维护民族国家内部有利于他们自己一人的分工体系时，他们运用贡献反对按劳分配。实际上，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甚至会有选择性地混淆贡献和按劳分配，他们声称按劳分配指的是根据劳动产生的利润进行分配，利润越高，收入越高，而不是将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作为标尺。是的，他们总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
人类过去是、现在是、并且永远是自私自利的。人类总是把自己的切身利益视为社会正义。世界上也许不存在善良、诚实、不卑不亢的人。我们之所以鼓吹这些道德品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降低竞争对手适应社会的能力，从而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作为最狡诈的动物，自私、撒谎、媚上欺下是人类的基本生存技能。中产阶级模范公民一会儿强调牺牲，一会儿强调贡献，取决于符合他们切身利益的叙事。然而，社会公德也许是99.9%的谎言，却不太可能是100%的谎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塑造了我们与生俱来的激进平等主义道德规范，如果阶级社会的历史足够漫长，那么人类的基因里的媚上欺下一定会更加精致。就目前而言，当我们采取旁观者的视角，不再被极端利己主义先天倾向蒙蔽双眼时，我们都不喜欢割裂牺牲和物质回报。
有人做牛做马收入微薄，
有人好吃懒做富得流油；
有人付出很多得到很少，
有人付出很少得到很多。
精英阶层很少炫耀自己的杰作，他们对此总是遮遮掩掩，因为付出和回报无法匹配的现象与每个人与生俱来的道德规范相冲突——付出很多却得到很少意味着遭受不公正的对待。
（二）按“贡献”分配在效率上是稀里糊涂的。
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提升带来巨大的贡献。如果将马克思的观点和按贡献分配的原则结合起来，那么资产阶级会拍手称快。为了讨好中产阶级消费者，在另一个世界的新左翼商业化探索过程中，一种观点渐渐流行开来，工人阶级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具有专业技能的中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因此中产阶级应该将革命自己授权给自己。资产阶级认为自己给中产阶级提供施展拳脚的平台，提供高薪工作机会，中产阶级则倾向于把比他们更加富裕的继承巨额遗产甚至大型公司的依靠钱生钱获得私人飞机的资本家大王描述为尸位素餐的食利者，中产阶级声称他们自己的高收入是对个人才华的合理报偿，他们自己是社会中坚力量，是物质繁荣和社会稳定的基石，因此，他们给人类社会做出的贡献最大，他们应该得到更高水平的回报。与小资产者不同，中产阶级内部的工人贵族倾向于将剥削关系狭窄地限制为资产阶级对传统生产资料的占有，工人贵族不占有传统生产资料，于是他们反对资产阶级通过占有传统生产资料不劳而获。他们甚至进一步指出，在中产阶级内部，小资产者占有传统生产资料，因此属于剥削者，他们这些高收入的经理、医生、律师、教授、记者、工程师和艺术家不占有生产资料，受雇于资产阶级，因此属于被剥削者。在工人贵族内部，有些热掌握专业技能，有些热掌握管理权力，于是掌握专业技能的工人贵族倾向于将罪行推卸给掌握管理权力的阶级兄弟，他们说他们只是使用自己的专业技能换取高收入，他们没有剥削工人阶级，另一方面，管理人员的工作职责就是协助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可是，凭什么资产阶级通过占有传统生产资料不劳而获是世界上最邪恶的事情，而中产阶级通过家庭背景、天赋和运气不劳而获却是世界上最正义的事情？难道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的家庭背景、天赋和运气来源于他们自己的辛苦劳动？他们明明没有付出，为什么得到注定属于少数人的良好物质生活条件？因此，工人阶级无话可说。
因此，贡献的大小是说不清楚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贡献很主观。我们很难对贡献进行能够凝聚社会共识的量化，按贡献分配不可能形成清晰明确的规则，因此，按贡献分配在技术上无法实现。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遵循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提出的按劳分配原则，将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作为尺度，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经济分配这个核心社会问题上形成相对清晰明确的社会规范。与贡献相比，牺牲相对容易测量，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都相对容易测量，其中，劳动时间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测量的东西，以至于秦始皇和资本家都喜欢使用，劳动强度无法像劳动时间那样被精确测量，但也比贡献容易测量得多，比如说，我们不太清楚流水线工作的劳动强度相当于办公室工作的劳动强度的1.2倍、1.3倍还是1.5倍，但针对劳动强度的估算不会偏差太多。随着这片土地上黑吃黑的现象日益激烈，激进反建制的亲美自由主义少数派开始与贪官污吏狼狈为奸，他们强调贪官污吏为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有人认为贪官污吏的社会贡献远超工人阶级，在按贡献分配的框架内，他们的顺手牵羊是合乎情理的。确实如此，没有秦始皇下达命令，连绵不绝的水渠和城墙就建不起来。于是有人声称秦始皇功德无量。但没有人认为秦始皇比孟姜女做出更大的牺牲。
但是，在今天的现实世界，我们常常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采取按贡献分配的原则。今天，我们掏钱，是因为我们预期他人会为我们做出贡献，或者奖励他人已经为我们做出的贡献，并鼓励他们再接再厉。至少在我们的主观意志层面，市场经济充满按贡献分配。由于大多数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所以市场经济框架内的这种按贡献分配超比例地奖励给主流精英阶层带来利益的人，忽视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市场经济中，即使买卖双方具有相同的话语权，交易也只能反映买卖双方的私人利益，虽然交易有可能影响甚至严重损害社会利益。最后，按贡献分配包含了购买劳动力的行为，或者说运用金钱奴役他人的行为，这是一种强有力的外部奖惩机制，因此具有强制性。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言，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按劳分配原则仍然处于资产阶级框架内，与按需分配不同，按劳分配不是完整的自由，而是一种奖惩机制，奖励勤劳并且惩罚懒惰。另一方面，当我们比较按贡献分配和按劳分配时，我们会发现，按劳分配的强制性较低。贡献就像利润一样无穷无尽，想一想功德无量的秦始皇和资本家，或者才华横溢的保罗·克鲁格曼。按劳分配则有着清晰的上限，因为人类没有三头六臂，并且不可能一天工作五十小时。
强制扼杀创新。在这里，我们需要区分必要的物质激励和阶级特权。对于人类来说，动机和效率的关系是一条倒U型曲线，过高或过低的动机都会削弱效率，适度水平的动机最高效。另一方面，与重复性的简单工作相比，创新性的复杂工作需要较低水平的动机来保持高效。例如，白人奴隶主可以使用鞭子提高底层黑奴干苦力的效率，但无法使用鞭子让人们解决复杂的数学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想保持高效，重复性的简单工作需要较高水平的物质激励，创新性的复杂工作需要较低水平的物质激励。市场经济的按贡献分配无法实现这种能够提高工作效率的经济分配。相反，重复性的简单工作给资本家带来的利润有限，因此资本家支付较低工资，创新性的复杂工作能够带来巨额利润，因此中产阶级的议价权较大，甚至可以凭借着具有稀缺性的专业技能漫天要价，因此，资本家支付给他们高工资。就这样，在利润的诱惑下，人类的创新能力遭到削弱。
在写作领域，我们经常看到按贡献分配如何扼杀创新，滋长好逸恶劳的风气。许多作家在写出成名作之后就变得非常懒惰，依靠着成名作带来的利润耽溺于物质享受，于是他们身体健康、生活舒适，写作能力却严重下降，甚至好几年写不出一本新书。有时，他们就像中大奖后肆意挥霍的赌徒，在行尸走肉中渐渐消亡。有时，他们在聚光灯下夸夸其谈，从作家变成资本家。人们常常谴责这些作家被功名利禄蒙蔽双眼，忘记自己的初心，失去社会贡献。然而，我们又回到贡献的模糊性。我们很难说那些躺在成名作上钱生钱的作家，他们的贡献是大是小。我们可以想象，那些依靠作家的名气攫取利润的资本家，他们认为作家按照他们的要求参加娱乐节目能够为他们做出巨大的私人贡献，喜欢看这种节目的消费者也认为作家能够为他们做出巨大的私人贡献。从资本家到消费者，他们甚至有可能认为作家的转型具有巨大的社会贡献。在这里，作家给资本家和消费者带来的私人贡献是较为确定的，但社会贡献就值得怀疑。这种怀疑源于金钱异化人性的强大能力。即使作家的转型真的带来巨大的社会贡献，按贡献分配所导致的高水平动机唤起也会降低效率。
（三）按劳分配的困难
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牺牲和贡献具有很高的重叠性。打猎不仅意味着付出较多的劳动力，而且意味着提供较大的社会贡献。随着阶级社会出现，牺牲和贡献割裂开来了。牺牲仍然清晰可见，但贡献变得模糊不清。精英阶层付出较少的劳动力，制造阶级隔离，剥削、压迫甚至屠杀劳苦大众，然而，与此同时，精英阶层也维护了物质繁荣和社会稳定。埃隆·马斯克付出的劳动力必然远远低于全世界无产者的平均水平，但他为私人甚至社会做出的贡献有可能超过一千个无产者的总和。为了保持较高的生产力水平，牺牲和贡献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超越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的无阶级社会，也总会有一些人凭借着天赋和运气在付出较少劳动力的情况下实现能够改善千百万人生活的技术创新。在原始的无阶级社会，牺牲和贡献不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分裂，天赋只会使人们跑得快一些，运气只会使人们遇到在逃跑时摔倒的肥羊。在一次调查中，记者发现原始社会的优秀猎人Zigwadzee确实具有适合钻进洞穴的身材，但Zigwadzee钻进洞穴的原因在于勇气。因此，从先天倾向的角度来看，我们对牺牲和贡献的分裂感到陌生甚至痛苦。我们只能通过后天学习来适应牺牲和贡献的分裂，通过具有可持续性的按劳分配削弱这种分裂带来的痛苦。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按劳分配的困难，分别是阶级斗争和经济效率。
3.1阶级斗争层面的困难
我们已经看到，精英阶层的巨额利润不是必要的物质激励，而是一种阶级特权。与精英阶层的专业管理工作相比，典型的工人阶级职位比较辛苦，需要付出较大的成本、风险和代价，从这个角度来看，权衡成本与收益，专业管理工作对物质激励的要求甚至会低于典型的工人阶级职位。因此，让精英阶层获得源源不绝的利润不仅扼杀创新，而且浪费经济资源。但精英阶层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他们控制经济命脉，剥削剩余价值，他们垄断优质的医疗和教育资源，他们强强联手，发展能够实现稀缺性资源交换的互惠利他主义裙带关系，因此，他们拥有足够的阶级力量进行漫天要价。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受制于人，他们的私有财产较少，社会地位较低，他们的社交范围较为狭窄，除了工会之外，他们通常不属于任何组织，实际上，地球上的绝大多数工人阶级成员甚至没有工会可加。他们通常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从事着可替代性极强的低薪工作。就目前而言，他们缺乏足够的阶级力量实现属于自己的乌托邦。
但是，资本转移的地理空间是有限的，中产阶级工作的难度也是有限的，因此，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逐渐趋同、人数逐渐增加，如果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就会形成势不可挡的革命力量，推动社会进化，争取经济平等。
3.2经济效率层面的困难
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我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采取按贡献分配的原则。当然，如果有机会，我们很乐意偷盗和抢劫，拒绝为他人的贡献付费，从而偏离按贡献分配的原则。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对市场经济进行监管，打击盗版，支持正版，维护按贡献分配的原则。在右翼自由主义的反对下，左翼自由主义可以一意孤行地主张进一步规范市场经济，让私人与私人之间的按贡献分配不会威胁到社会利益。与此同时，左翼自由主义还会偷偷洗稿阿道夫·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理论体系，主张在现存秩序内采取温和的减贫措施，改善劳工权益，调节贫富差距，缓和阶级矛盾，促进阶级合作，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打造健全的中产阶级社会。
就目前而言，市场经济确实最高效。随着现代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逐渐成熟，左翼自由主义和右翼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小，以至于我们需要拿着放大镜考察意识形态专家的修辞隐喻，才有可能勉勉强强地发现两种自由主义之间的细微差别。他们也许会承认市场经济的弊端，但至多支持零碎的、孤立的、技术性的改良主义，他们强调没有替代方案。他们不仅拒绝研究替代方案，而且化身为功力深厚、信心十足的占卜师，他们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们，探索和尝试替代方案必然导致灾难。他们说，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能够快速而精准地调节供需关系，配置经济资源。
即使无产者真的打倒资本家，也不一定能够建设无阶级社会。市场经济的支持者指出，按劳分配在配置劳动力方面是低效的。资本家按贡献分配，运用高工资吸引自己需要的劳动力，于是人们就会为了增加私有财产和提高社会地位而进行具有针对性的专业技能培训并且争取相应的高薪职位。另一方面，无法带来利润的职位越来越少，所有人对此敬而远之。按劳分配则没有这种调节供需关系的作用。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通过高工资吸引稀缺性人才，也不能通过低工资缓解人才过剩的现象，因为劳动报酬只受到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两个因素的影响。这样一来，应该如何使劳动力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呢？
3.3以按劳分配为标尺，淘汰低效率的经济组织
不同阶级对效率有着不同的看法。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效率意味着更高的私人利润。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效率意味着更好的劳动保障。因此，从工人阶级的角度来看，无法做好劳动保障的经济组织是低效的。由总工会、行业工会和消费者合作社组成的社会化委员会有义务监测经济组织的经营状况。如果经济组织无法提供良好的劳动保障，没有能力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为工人阶级提供足够的劳动报酬，那么将得到有限的补贴，用于保障工人阶级的劳动报酬，维护按劳分配原则，当补贴达到特定界限，这个低效率的经济组织就被要求关闭，场地、设备和劳动力将转移至对此有需要的高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转移劳动力的过程中，必要的物质激励出现了。工人阶级可以选择失业，拒绝为高效率的经济组织提供自己的劳动力。但这样一来，根据按劳分配原则，他们的收入水平必然会下降。另一方面，如果他们选择接受培训，提供劳动力，那么他们将获得根据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确定的公平合理的劳动报酬。
在现代资本主义阶级社会，大型企业占有较多的物质财富，甚至攫取超额利润，却只吸收较少的劳动力。与此相比，公有制的大型经济组织将承担更大的就业责任。在大型经济组织内部，必然存在着许多效率不同的部门，有些部门能够按劳分配，有些部门不能，后者会被要求关闭。当然，并非所有经济组织及其部门都应该拥有自给自足地实现按劳分配的能力。在考虑按劳分配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考虑按需分配，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超越按劳分配各尽其能各取所需。这个最终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必须逐步接近。因此，应该根据人类需求的轻重缓急，优先满足那些最重要、最迫切的人类需求，为相应的经济组织提供补贴，使其能够免费或者至少物美价廉，例如医疗、教育、护理、居住与营养，等等。
在按劳分配的框架内，创业不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借钱赌博，而更像是向社会化委员会申请一份管理资金的工作。与其他工作的招聘一样，采取规则清晰的合格制筛选出具有创业能力的人才，也许是绝大多数人通过自学或培训都可以顺利考取的创业资格证书和填写规范的创业申请书，如果狼多肉少，用于支持创业的资金无法满足所有前来求职的合格人才的需要，那么在资金允许的范围内随机产生幸运的创业者。创业是最不确定的、蕴含着无限潜力的经济活动。对于整个工人阶级来说，用于支持创业的资金是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在现代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精英阶层口口声声地鼓吹破坏性创新，但他们在实际行动层面非常清楚必须控制风险，他们维护垄断性优势，享受稳稳的幸福。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社会化委员会也必须控制风险，不应该让创业领导一切。社会化委员会应该投资高效率的经济组织，并根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组建新的经济组织。此外，留下一笔资金专门用于支持创业。归根结底，创业的职能不是剥削，不是洗钱，不是投机倒把，而是探索人类未知的领域。
考察了创业对于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我们再来看看创业者的个人利益。与现代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相比，在按劳分配的框架内，创业者受到的利润诱惑较小，但承担的风险也小。这将使创业者不会急于求成，而是心静如水，循序渐进地开展工作。创业者还会享受到的一个好处是更加容易成为伯乐。在现代资本主义阶级社会，大型企业拥有雄厚的资金，开出高工资，垄断优秀人才，让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走投无路。如果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大型经济组织不能给优秀人才开高工资，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就会下降，因此，优秀人才将会很乐意与白手起家的创业者称兄道弟，并且更多地凭借着兴趣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同样的道理，按劳分配有助于削弱极少数国际大都市和富裕国家垄断优秀人才的现象，使世界各地的人才分配更加均衡。
一旦脱离有血有肉的工人阶级，经济组织的牺牲就不可理解。经济组织不会流血，也没有爱，经济组织是不会牺牲的。因此，对于经济组织，不可能根据不存在的牺牲进行补偿。但经济组织显然具有效率差异，工人阶级希望经济组织能够提高效率，并且愿意帮助高效率的经济组织加速扩大规模。从这个角度来看，与通过按劳分配来保障人权的工人阶级不同，经济组织至少在很多时候应该按贡献分配。一方面，工人阶级需要按劳分配。另一方面，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经济组织需要拥有足够的盈余，以实现具有可持续性的经营。此外，我们需要考虑经济组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随着物质保障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自由人的联合体可能会产生某些普遍的后物质主义共识，将被视为社会利益的组成部分。最后，在《民主计划经济》一书中，Robin Hahnel提到，民主意味着人们对特定经济问题的话语权与他们受到的影响成正比，越是受影响，越是利益相关，话语权就越大。例如，尤其是对于小众消费品，消费者必须拥有较大的话语权。人类有各种各样的偏好，如果让主流偏好压抑小众偏好，就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因此，能够让小众偏好发出声音的消费者合作社具有不可替代性。对于生态环境问题，也需要根据受影响程度，赋予人们不同的话语权。然而，只有在少数情况下，环境污染才会对少数派遭受的影响显著超过多数派，在大多数时候，保护环境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为了完成这些任务，经济组织需要足够的资金，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名为利润的奖惩机制扼杀创新，必须实现人与利润的分离。因此，按劳分配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