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具有商业性的新左翼势力威胁要对老自由派使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时，老自由派就像是被针扎破的气球，加班加点地删掉了自己曾经写下的关于对方的嘲弄性文字。老自由派曾经有多么喜欢嘲笑具有商业性的新左翼势力，现在就有多么迫切地想要抹掉自己的过去。一个作用力导致一个反作用力，老自由派曾经嘲笑别人，现在遭到别人的嘲笑。人们嘲笑老自由派是懦弱鼠辈，缺乏性张力。老自由派则表示自己应该避免卷入法律风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商业性的新左翼势力几乎是将无政府主义者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具有商业性的新左翼势力无疑学习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法治精神，但无政府主义者在拿起法律的武器处理网络暴力时，只是就事论事，没有上纲上线，而具有商业性的新左翼势力则将无政府主义者的法治精神与自己对社会正义的独特理解结合起来，从而展现出对达摩克利斯之剑的狂热偏好。在社会问题讨论领域的众神之颠，老自由派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对外部环境的威胁较为敏感。老自由派甚至在购买赌博般的加密货币时都没有忘记通过定投来降低经济风险。不要再谴责人们四处赌博了，这叫做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此外，老自由派四处散布的虚构故事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完全一致，因此，老自由派比较容易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棋子，甚至可能已经主动与西方帝国主义产生联系，幻想自己有朝一日能够领取西方帝国主义的自由勋章。因此，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不屑态度不同，老自由派对达摩克利斯之剑感到恐惧。在所有反对现状的意识形态里，西方自由主义具有最大的影响力。东亚模式对此较为宽容，毕竟，大家都是市场经济，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在将自由主义多数派吸收进现存秩序的基础上，将坚持反对现状和崇拜美国的自由主义少数派作为最大的反对派，可以避免更加具有威胁性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蓬勃发展。由于社会底层总是反对现状，所以动员社会底层就成为野心家们通往权力之路的必修课。秦晖倾向于维护西方世界的现存秩序，于是在考察西方世界时，秦晖敏锐地发现了福利国家与古拉格群岛的密切联系，阶级意识是对前现代残余因素的回应。然而，与西方帝国主义一样，秦晖不惜以他人的鲜血为代价破坏东亚模式的社会稳定，于是秦晖绞尽脑汁地思考动员社会底层的办法，说什么要探索高福利发展路径，甚至鼓吹马克思的启示。如果说社会底层反对现状的倾向是永久的，那么中产阶级反对现状的倾向则随着市场经济的周期性规律而波动。在经济萧条时期，中产阶级也会加入反对现状的阵营，于是中产阶级有可能会利用秦晖所主张的动员社会底层的工具，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成员可能将美国模式视为替代方案，正如美国中产阶级常常把东亚模式视为替代方案一样。野花总比家花香。在另一个世界，中产阶级也许有时会愿意牺牲部分特权，从而降低向社会顶层进行问责的成本。当然，除非万不得已，否则没人想要放弃特权。我们经常听见中产阶级想要降低问责成本的呼声，很少听见中产阶级主张取消自己拥有的特权。中产阶级，尤其是知识面相对狭隘的普通中产阶级，可能会被西方帝国主义宣传机器欺骗，误以为只要将美国模式搬过来，就可以提高他们的福利待遇。在理论上，秦晖无比清楚地知道东亚模式框架内的中产阶级享受着巨大的特权，秦晖声称相较于南非的种族隔离，东亚模式对工人阶级造成了更加严酷的压迫。秦晖把东亚模式的阶级隔离称之为种族隔离，掩盖了这种压迫的阶级性，迎合了西方世界将反对种族歧视作为理论上的核心目标的新左翼文化战争时尚，虽然秦晖又表示他非常讨厌文化战争。边缘化中产阶级男青年在互联网社会问题讨论领域指点江山，补偿自己的社交缺失，他们常常把秦晖视为自己的偶像，但他们与秦晖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倾向于把阶级隔离称之为生殖隔离。瞧一瞧知识分子的偏见如何制造虚假意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鸿沟显然不是种族隔离。我们不否认有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种族遭到了特别严酷的排挤，但绝大多数被排挤于社会边缘黑暗角落的工人阶级，与绝大多数努力将自己与工人阶级隔离开来的中产阶级，其实属于同一个种族。阶级隔离也与生殖隔离不同。据说，德国牧羊犬具有理想男朋友的气质。一人一狗当然可以搞恋爱，但显然无法繁衍后代，正如同性恋情侣无法繁衍后代一样。毫无疑问，人与狗之间存在着生殖隔离。马丁·伊登跟露丝之间则不存在这种生殖隔离，在生物学意义上，马丁·伊登拥有让露丝怀孕的能力，在马丁·伊登成为畅销书作家之前，露丝之所以不愿意跟马丁·伊登繁衍后代，是因为露丝具有中产阶级背景，马丁·伊登具有工人阶级背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阶级隔离。在工人阶级的面前，秦晖痛心疾首地谴责中产阶级的冷漠无情，奋不顾身地批判东亚模式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为西方帝国主义提供了大量攻击竞争对手的资料，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衬托得美轮美奂。即便如此，对于父亲的高收入，秦晖的妻子金雁不仅理直气壮，而且满腹牢骚地抱怨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太差。我们当然可以用符合西方世界自由主义宏大叙事包装金雁的观点，我们可以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可以说，坚决反对极左翼仇富情绪。最重要的是，中产阶级激进运动随着经济萧条而崛起，在此期间，中产阶级要求给予他们更多的优待，例如，他们要求一毕业就月入过万、早九晚五、做四休三。其中有不少人是秦晖的学生，也有不少人披着极左翼意识形态外衣。他们害怕无产化，想要加强阶级隔离。他们表示，如果他们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那就是被前现代的秦制所压迫。他们呼吁搞西方世界的现代资本主义，他们宣称美国模式能够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他们闭口不谈两个世界的人均财富水平的巨大差距，将自己的收入与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相比较，从而将他们的收入水平低于美国阶级兄弟的现象，解释为东亚模式对他们的剥削与压迫。在这种情况下，秦晖主义没有努力反对中产阶级的狮子大开口，秦晖主义没有努力强调，阶级隔离已经很严酷了，如果中产阶级拥有更多特权，那么不平等会更加严重。相反，秦晖主义努力迎合了中产阶级的激进反建制意识形态，模糊了福利问责的边界，理论上福利问责依然是为了缓解社会底层的苦难，毕竟中产阶级激进运动常常要表现出为民请命的样子，其实福利问责已经从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转变为避免中产阶级无产化，进一步提高中产阶级的福利特权。例如，秦晖主义声称东亚模式具有负福利高税收的性质，在理论上，秦晖主义无比清楚地知道负福利高税收具有阶级性，秦晖的中产阶级学生们非常喜欢揭露东亚模式针对于社会底层的残暴暗税，同时又表示社会底层的福利待遇极差。但是，当中产阶级激进运动劫持工人阶级对负福利高税收的阶级斗争时，秦晖主义淡化了负福利高税收的阶级性，秦晖没有站出来说，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东亚模式具有负福利高税收的性质，这并不意味着东亚模式对于所有人都是负福利高税收的，从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情况正好相反，中产阶级享受着高福利低税收的优待。秦晖没有写一篇题目为《高福利低税收：东亚模式框架内的中产阶级乌托邦》的文章，澄清负福利高税收的阶级性，展现东亚模式的建设性的一面，那幅令全世界的中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美好图景。这种淡化负福利高税收的阶级性的自由主义宏大叙事，顺水推舟地帮助健全的中产阶级社会劫持和利用社会底层的苦难，于是中产阶级纷纷宣布自己是负福利高税收的受害者，仿佛给予他们更多优待，就是摆脱负福利高税收的压迫性社会结构的主要办法。鉴于秦晖把东亚模式的阶级隔离解释为加强版的南非种族隔离，我们就把工人阶级比喻为黑人，把中产阶级比喻为白人，我们看到，秦晖的自由主义宏大叙事如何与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形成一种呼应关系，现在，秦晖主义指导着一场以白人为中心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激进反建制运动，白人列举黑人遭受的压迫，质疑现存秩序的合法性，与此同时，白人不仅淡化了自己的特权，还流着眼泪宣称自己是种族隔离的受害者，要想打破种族隔离，最重要的是提高白人的福利待遇，全力以赴避免白人掉进充满黑人的贫困深渊。其实，这就是真实的美国模式。中产阶级想要贵族学校和高薪闲职，并使用食品券和补助金之类的小恩小惠打发被动员起来的社会底层。只要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依然存在，工人阶级就一定会被剥削和压迫，当社会顶层被迫做出让步时，中产阶级就一定会把尽可能多的斗争成果转移到自己的手里，至于动员社会底层时高喊的激进口号，那只是年轻人不负责任的正义感，应该转变为历史上没有哪个剥削天才会反对的温和减贫措施。过于深刻的无产阶级乌托邦不太容易被全盘否定，那就从现存秩序的替代方案，转变为模糊不清的遥远目标。哪怕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军火商，也不会反对在一千亿年后建立伟大的无产阶级乌托邦。更何况，市场经济具有周期性规律，在下一次经济萧条到来时，中产阶级激进反建制意识形态又会随之出现，又要为民请命，又要高呼社会正义口号，又要把马克思的启示拿出来动员社会底层。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乌托邦是避免中产阶级无产化的王牌。就像赌徒抽到王牌一样，秦晖主义两眼放光地抓住机会，打破基于阶级和种族的偏见，建立反对秦始皇的人民阵线。作为西方帝国主义宣传机器的急先锋，秦晖主义跟工人阶级说美国模式就是涨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跟小资产者说美国模式就是减免针对于企业的税收，跟中产阶级说美国模式就是避免无产化，就是降低问责成本，就是维护岁月静好和增加私有财产。与西方世界占领华尔街的中产阶级左翼分子一样，秦晖主义采取激进的手段煽动民粹狂潮，将矛头指向社会顶层。秦晖主义所指导的中产阶级激进运动，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五月风暴和占领华尔街。秦晖主义所表达的对东亚模式社会顶层的中产阶级仇恨情绪，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的“我们是99%”。秦晖主义以启蒙的名义掩盖不利于西方帝国主义的真相，就像让-保罗·萨特美化苏联模式和欺骗工人阶级一样。秦晖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的萨特。资产阶级显然非常害怕卡尔·考茨基的社会化委员会，而没有那么害怕保罗·克鲁格曼的《我们是99.9%》。资产阶级宁愿看到在他们的襁褓里撒娇的中产阶级劫持和利用工人阶级的声音，也不愿看到激进反建制的工人运动如同火焰燃遍全球。在企图动员社会底层时，全世界的中产阶级总是一边努力揭露、夸大和虚构社会底层和社会顶层之间的尖锐对立，一边努力否认、忽视和淡化自己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小孩才做选择，大人全部都要。从中产阶级的角度来看，美国模式和东亚模式各有千秋，共同的底线是反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美国模式的优势在于问责成本较低，缺陷在于阶级特权较小。东亚模式的优势在于阶级特权较大，缺陷在于问责成本较高。如果能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拥有美国模式的问责成本和东亚模式的阶级特权，那么就能够打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中产阶级乌托邦。因此，东亚模式也需要把以秦晖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少数派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因此，老自由派需要明哲保身，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
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社会地位较高，对外部环境的威胁并不敏感，于是没有像老自由派那样当逃兵。下水道里的老鼠必须小心翼翼，处于食物链顶端的棕熊则可以像俄罗斯帝国主义那样横行霸道。有时候，中产阶级，尤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级中产阶级，会进行风险较大的社会运动，让我们觉得他们具有理想主义倾向。在这里，我们还需要考虑另一个因素，社会地位越高，就越是倾向于高估自己的能力和低估风险。作为工人阶级社区里的旁观者，我们认为某一场社会运动风险极大，但中产阶级从小生活在蜜罐里，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因此他们总是认为自己胜券在握。但阶级特权所产生的冒进倾向，又会受到慎密的自私算计的约束。虽然社会活动家普遍具有社会地位显著高于工人阶级的中产阶级背景，但仔细考察社会活动家的斗争手段，我们又会发现，在中产阶级内部，社会地位越低，越倾向于恐怖主义，社会地位越高，越倾向于和平主义。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惘的中产阶级青年学生高度激进，而已经获得终身教职的知识分子则相对温和，甚至流畅完成从托洛茨基主义到新保守主义的大跨度切换。如果能够运用成本、风险和代价相对较小的和平手段满足自己的野心，那么就连自恋水平极高的中产阶级都愿意停止恐怖活动。其实，绝大多数牺牲性利他主义行为都来自于工人阶级社区，并且，与中产阶级相比，工人阶级对恐怖主义采取厌恶态度。此外，民主社会主义者参与建设的新左翼亚文化即使不能算是不断跃出美国民主党所能容忍的边界，也至少与美国民主党的主流派别具有较大分歧。新左翼亚文化与西方帝国主义的联系较为薄弱。因此，达摩克利斯之剑对新左翼亚文化的警惕性较低。此外，新左翼亚文化迎合了社会地位更高的中产阶级，使他们的后物质主义倾向得到满足。新左翼亚文化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就是因为东亚模式给予了他无穷无尽的补贴与优待，让他们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幸福的一群人。更准确地说，考虑到新左翼亚文化具有的社交补偿职能，他们是幸福中的不幸。但不管怎样，新左翼亚文化与工人阶级距离十万八千里，甚至与普通中产阶级也保持着较远的距离，如果新左翼亚文化流行起来，多半也只能成为一种门槛较高的小众爱好，一种高级中产阶级内部的流行文化，因此，新左翼亚文化煽动民粹的能力较弱。因此，新左翼亚文化挑战现存秩序的可能性较小。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把具有新左翼亚文化背景的社会活动家想象为固步自封的教条主义者。我们不应该低估他们的野心勃勃和社会影响力。教授是比较温和的、比较保守的，教授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感到满意，但在达到和超过父辈的社会地位之前，教授的孩子则倾向于认为自己怀才不遇。在我们念高中时，那所县城中学取消了元旦假期，老师和学生纷纷自杀，有人说教学楼闹鬼，有人说宿舍楼闹鬼，但几乎没有转化为互联网流量。话说回来，一名成绩优异的中产阶级同学打电话向监管部门反馈学校取消元旦假期的现象，让我们感到惊讶。中产阶级具有较强的问责意识。许多年过去了，我们看见一位新左翼贵族男性青少年批判期末考试的文章在互联网社会问题讨论领域广泛流传。他们的社会影响力确实很大。在我们念初中时，那所小镇中学大门口的小巷里时不时爆发械斗，但很少有人关心网络黑道小说的真实素材，倒是有不少人认为网络黑道小说不太雅观，如果世界一流的贵族大学爆发械斗，两群手持钢管和片刀的公子哥儿在校门口打架，那么国际报纸的记者就可以大显身手了。考茨基告诉我们，对于大多数公子哥儿来说，左翼运动只能成为青春期的回忆，但也有少数公子哥儿卷入阴谋活动。一旦公子哥儿不满足于过家家，或者由于阶级特权而低估社会运动的风险，他们就有可能对现存秩序造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较高的社会地位就不再是约束他们反对现状的因素，而是成为有助于他们破坏现场秩序的因素。历史上，朝代更替频繁，成功地挑战了社会顶层并且取而代之的中产阶级激进运动犹如过江之鲫，虽然社会底层最擅长合作，受到最严酷的压迫，但社会底层的主体性表达却是一闪而过的流星。杰克·伦敦甚至表示，宁愿化为灰烬，也不愿做尘土。这是不难理解的。农村无产者去县城一趟都要心疼车费，公子哥儿甚至常常去他们激烈批判的西方世界留学、工作和娱乐。一百个工人阶级的孩子反对现状，不会掀起一点浪花。一百个教授的孩子反对现状，就比较麻烦了。教授的孩子可以在留学期间组建二十一世纪的正义者同盟。秦晖的妻子金雁曾经运用兴奋的语气讲解苏联创立者的经费问题，仿佛抓住了苏联创立者的罪证。然而，对于那些符合自由主义宏大叙事的历史人物，秦晖的弟子则倾向于把历史的另一面解释为平衡现实和理想。我们也可以说历史是不完美的，正如所有人一样，苏联创立者根本就没办法保持绝对纯洁。既然宛如天神的苏联创立者都是如此，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当教授的孩子的道德警察。如果教授的孩子组建的正义者同盟成为美国民主党的分支，我们不会感到意外。鉴于人类如此狂热地追逐着金钱、权力与名誉，我们对这样一个观点充满信心，也许有些淡泊名利的人不想参加，但总有人会去干。权力的毒药能够迅速地腐化理想主义精神。人权组织内部践踏人权，世界上人才流失率最大的行业就是强调利他主义善行的社会工作。人固有一死，而理想轻于鸿毛，金钱重于泰山。在权力的游戏里，意识形态的分歧显然没有那么重要。权力就是分赃。权力就是你枪毙我，我枪毙你。在社会问题讨论领域，娱乐性和商业性的意见领袖经常热泪盈眶地赞美他们那个流派的历史人物，将那些历史人物的行为解释为理想主义精神的体现。然而，每当有人想要重复那些历史人物的行为时，这些意见领袖就会警告我们，不要沦为献祭于他人野心的棋子。
与全世界的中产阶级一样，苏联的高收入群体也倾向于反对平等主义经济政策，区别仅在于苏联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具有左翼外衣，或者说，他们会运用左翼话术来合理化自己的特权。团结一致工资政策曾是瑞典工人阶级的共识。其中，瑞典熟练工更加激进。当时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工人阶级成员希望将生产资料用于集体目的，而只有极少数工人阶级成员倾向于私人分红。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激进反建制的工人运动只是一个美丽的意外。在另一些人的世界观里，比如说在秦晖的自由主义宏大叙事里，激进反建制的工人运动只不过是需要摆脱的欧洲封建主义裹脚布罢了。按照目前的阶级斗争形势，市场经济现代化占了上风。正如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所言，激进反建制的工人运动已经终结。秦晖喜爱的自由主义社会工程已经完美实现。所有人都乐意坐在特制版劳斯莱斯里笑，也不愿被束缚在田地里挨饿受冻。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我们都生活在阶级社会，秦晖主义统治着人类的精神世界。当然，为了避免将人性归因于社会结构的无产阶级偏见，我们也应该考虑人类的先天倾向，也许秦晖主义不是后天环境的产物，而是植根于先天倾向的生物性因素。正如秦晖所言，人类天生倾向于支持以美国模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私有制更是具有跨物种一致性，企图消灭私有制，必将导致深重的苦难。秦晖是上帝，创造了人类。秦晖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世主，而且是我们的造物主。既然秦晖热情洋溢地鼓吹唯利是图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运用同样的逻辑来考察秦晖的桃李三千及其竞争对手。无论秦晖主义的根源在于社会结构，还是在于先天倾向，甚至是在于人类和蛆虫的共鸣，我们都应该注意到，秦晖主义是一种社会现实。
娱乐和逐利是人类参与政治的两大动机。通常而言，只有低烈度的政治参与能够兼容娱乐性，因为人类不可能为了娱乐而付出巨大牺牲。正如人类不可能为了打赢一局《英雄联盟》排位赛而让自己倾家荡产，人类也不可能为了看看唐纳德·特朗普的政治笑话而上刀山下火海。高烈度的政治参与则以逐利为主导，比如说，获得能够保障一辈子中产阶级体面生活的自由勋章乃至谋权篡位——人类愿意为此承担巨大的风险。
胜负已定。在与具有商业性的新左翼势力的斗争中，民主社会主义者可以说是取得了胜利。民主社会主义者视死如归地保留了自己对具有商业性的新左翼势力进行激烈批判的文章。具有商业性的新左翼势力删掉了批判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文章，甚至删掉了批判老自由派的文章。具有商业性的新左翼势力在残酷的市场经济不断历练自己，终于学会了合作与妥协。资本竞争的失败可能会引起反思。许多人可能不喜欢施虐癖太强的新左翼视频。在志愿性活动阶段，互开左籍是最重要的斗争任务之一。不断攻击他人，理清群己权界，既是彰显个性的妙招，也是维护小共同体身份认同的法宝。随着新左翼亚文化从志愿性活动向商业化探索转变，生产者和消费者具有惯性。有人喜欢表达施虐癖，有人喜欢欣赏施虐癖。但是，具有主流中产阶级背景的新人可不买账。新左翼亚文化的商业化探索越是向主流观点迈进，就越是需要摆脱与主流观点相冲突的志愿性活动的残余因素，现在，主流中产阶级观点是幸福快乐的，与失意知识分子的愤怒不同。要么保持愤怒，退缩到志愿性活动的小共同体里，要么放下屠刀，拥抱主流的大共同体。后一种策略显然更适合新左翼亚文化的商业化探索。说到主流中产阶级的观点，我们也应该考虑到主流观点并非始终是幸福快乐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萧条期间具有激进反建制的倾向。数年前，中产阶级义愤填膺地高呼社会正义口号，他们特别关心建筑工的欠薪惨剧和外包工的底薪困境，因为攻击呼吸系统的流行性病毒破坏了经济生产，增加了他们的无产化可能性。他们表示要吊死资本家，天街踏尽公卿骨。现在情况不同了。经济生产恢复了，他们的无产化风险降低了，他们的中产阶级困境缓解了，因此，相较于数年前，在社会问题讨论领域，今天的中产阶级需要相对岁月静好的消费品。因此，行侠仗义的资本家如同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于互联网各大平台，给予中产阶级体面的台阶，修补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不平等联盟在经济萧条期间出现的裂痕。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这一转变，必然对新左翼商业化探索造成影响。此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具有商业性的新左翼势力在市场竞争中的社会地位变化。在白手起家的时候，商业资源相对稀缺，四面八方似乎都是强劲的竞争对手，这时确实需要过五关斩六将，才能生存下去。随着商业帝国的扩大，社会地位的提高，再跟小鱼小虾纠缠，那就显得有失身份了。竞争资本向垄断资本转变，在社会问题讨论领域，尤其是在新左翼亚文化内部，商业化的垄断性优势逐步形成，生存威胁减小了。努力没有白费，辛勤的汗水换来满仓的谷物。在这个行业有了一席之地，要想继续充当将网络暴力和达摩克利斯之剑作为斗争手段的征服者，就只能与其他具有垄断性优势的资本巨头产生冲突，这样做的风险实在太大了，很可能会偷鸡不着蚀把米。在这个方面，具有商业性的新左翼势力经历过惨痛的教训。综合考虑风险与收益，合作共赢无疑是更加明智的选择。具有商业性的新左翼势力表示，过去随风而逝，共创美好未来。在还没有获得终身教职的奋斗期，竞争很残酷，表情很愤怒，中产阶级青年必须把充满战斗性的“我们是99%”激进左翼口号贴在贵族大学的每一个角落。获得终身教职以后，中产阶级社会地位更加牢固的知识分子则会喜欢彼得·图尔钦的精英过剩理论，他们呼吁限制精英的数量，阻止社会地位低于他们的野心家向上爬，避免他们的阶级特权被稀释，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幸福快乐地生活在没有买卖也没有杀害的后稀缺性社会。他们合作共赢。他们休戚与共。他们团结一致。他们像齐泽克和龙虾教授那样和而不同。他们像石榴籽那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他们像一块坚不可摧的钢铁。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他们的钢铁意志，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他们的斗志昂扬。他们是船长。他们是灯塔。他们无往不胜的磅礴力量。按照他们义不容辞的自我报告，在满足他们的特权化最低生活水平所需前提下，他们会把经济剩余服务于公共利益。
也许具有商业性的新左翼势力之所以放下屠刀，是因为考虑到《1984》里的情节。在那本书中，温斯顿和朱丽亚企图加入兄弟会，具有殉道精神的奥布赖特告诉他们，要习惯过无希望和无结果的生活，因为工作一段时间后难免会失手，然后就默默牺牲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今天用达摩克利斯之剑对付别人，说不定明天自己就沦为剑下亡魂。
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社会地位较高，对外部环境的威胁并不敏感，于是没有像老自由派那样当逃兵。下水道里的老鼠必须小心翼翼，处于食物链顶端的棕熊则可以像俄罗斯帝国主义那样横行霸道。有时候，中产阶级，尤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级中产阶级，会进行风险较大的社会运动，让我们觉得他们具有理想主义倾向。在这里，我们还需要考虑另一个因素，社会地位越高，就越是倾向于高估自己的能力和低估风险。作为工人阶级社区里的旁观者，我们认为某一场社会运动风险极大，但中产阶级从小生活在蜜罐里，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因此他们总是认为自己胜券在握。但阶级特权所产生的冒进倾向，又会受到慎密的自私算计的约束。虽然社会活动家普遍具有社会地位显著高于工人阶级的中产阶级背景，但仔细考察社会活动家的斗争手段，我们又会发现，在中产阶级内部，社会地位越低，越倾向于恐怖主义，社会地位越高，越倾向于和平主义。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惘的中产阶级青年学生高度激进，而已经获得终身教职的知识分子则相对温和，甚至流畅完成从托洛茨基主义到新保守主义的大跨度切换。如果能够运用成本、风险和代价相对较小的和平手段满足自己的野心，那么就连自恋水平极高的中产阶级都愿意停止恐怖活动。其实，绝大多数牺牲性利他主义行为都来自于工人阶级社区，并且，与中产阶级相比，工人阶级对恐怖主义采取厌恶态度。此外，民主社会主义者参与建设的新左翼亚文化即使不能算是不断跃出美国民主党所能容忍的边界，也至少与美国民主党的主流派别具有较大分歧。新左翼亚文化与西方帝国主义的联系较为薄弱。因此，达摩克利斯之剑对新左翼亚文化的警惕性较低。此外，新左翼亚文化迎合了社会地位更高的中产阶级，使他们的后物质主义倾向得到满足。新左翼亚文化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就是因为东亚模式给予了他无穷无尽的补贴与优待，让他们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幸福的一群人。更准确地说，考虑到新左翼亚文化具有的社交补偿职能，他们是幸福中的不幸。但不管怎样，新左翼亚文化与工人阶级距离十万八千里，甚至与普通中产阶级也保持着较远的距离，如果新左翼亚文化流行起来，多半也只能成为一种门槛较高的小众爱好，一种高级中产阶级内部的流行文化，因此，新左翼亚文化煽动民粹的能力较弱。因此，新左翼亚文化挑战现存秩序的可能性较小。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把具有新左翼亚文化背景的社会活动家想象为固步自封的教条主义者。我们不应该低估他们的野心勃勃和社会影响力。教授是比较温和的、比较保守的，教授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感到满意，但在达到和超过父辈的社会地位之前，教授的孩子则倾向于认为自己怀才不遇。在我们念高中时，那所县城中学取消了元旦假期，老师和学生纷纷自杀，有人说教学楼闹鬼，有人说宿舍楼闹鬼，但几乎没有转化为互联网流量。话说回来，一名成绩优异的中产阶级同学打电话向监管部门反馈学校取消元旦假期的现象，让我们感到惊讶。中产阶级具有较强的问责意识。许多年过去了，我们看见一位新左翼贵族男性青少年批判期末考试的文章在互联网社会问题讨论领域广泛流传。他们的社会影响力确实很大。在我们念初中时，那所小镇中学大门口的小巷里时不时爆发械斗，但很少有人关心网络黑道小说的真实素材，倒是有不少人认为网络黑道小说不太雅观，如果世界一流的贵族大学爆发械斗，两群手持钢管和片刀的公子哥儿在校门口打架，那么国际报纸的记者就可以大显身手了。考茨基告诉我们，对于大多数公子哥儿来说，左翼运动只能成为青春期的回忆，但也有少数公子哥儿卷入阴谋活动。一旦公子哥儿不满足于过家家，或者由于阶级特权而低估社会运动的风险，他们就有可能对现存秩序造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较高的社会地位就不再是约束他们反对现状的因素，而是成为有助于他们破坏现场秩序的因素。历史上，朝代更替频繁，成功地挑战了社会顶层并且取而代之的中产阶级激进运动犹如过江之鲫，虽然社会底层最擅长合作，受到最严酷的压迫，但社会底层的主体性表达却是一闪而过的流星。杰克·伦敦甚至表示，宁愿化为灰烬，也不愿做尘土。这是不难理解的。农村无产者去县城一趟都要心疼车费，公子哥儿甚至常常去他们激烈批判的西方世界留学、工作和娱乐。一百个工人阶级的孩子反对现状，不会掀起一点浪花。一百个教授的孩子反对现状，就比较麻烦了。教授的孩子可以在留学期间组建二十一世纪的正义者同盟。秦晖的妻子金雁曾经运用兴奋的语气讲解苏联创立者的经费问题，仿佛抓住了苏联创立者的罪证。然而，对于那些符合自由主义宏大叙事的历史人物，秦晖的弟子则倾向于把历史的另一面解释为平衡现实和理想。我们也可以说历史是不完美的，正如所有人一样，苏联创立者根本就没办法保持绝对纯洁。既然宛如天神的苏联创立者都是如此，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当教授的孩子的道德警察。如果教授的孩子组建的正义者同盟成为美国民主党的分支，我们不会感到意外。鉴于人类如此狂热地追逐着金钱、权力与名誉，我们对这样一个观点充满信心，也许有些淡泊名利的人不想参加，但总有人会去干。权力的毒药能够迅速地腐化理想主义精神。人权组织内部践踏人权，世界上人才流失率最大的行业就是强调利他主义善行的社会工作。人固有一死，而理想轻于鸿毛，金钱重于泰山。在权力的游戏里，意识形态的分歧显然没有那么重要。权力就是分赃。权力就是你枪毙我，我枪毙你。在社会问题讨论领域，娱乐性和商业性的意见领袖经常热泪盈眶地赞美他们那个流派的历史人物，将那些历史人物的行为解释为理想主义精神的体现。然而，每当有人想要重复那些历史人物的行为时，这些意见领袖就会警告我们，不要沦为献祭于他人野心的棋子。
与全世界的中产阶级一样，苏联的高收入群体也倾向于反对平等主义经济政策，区别仅在于苏联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具有左翼外衣，或者说，他们会运用左翼话术来合理化自己的特权。团结一致工资政策曾是瑞典工人阶级的共识。其中，瑞典熟练工更加激进。当时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工人阶级成员希望将生产资料用于集体目的，而只有极少数工人阶级成员倾向于私人分红。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激进反建制的工人运动只是一个美丽的意外。在另一些人的世界观里，比如说在秦晖的自由主义宏大叙事里，激进反建制的工人运动只不过是需要摆脱的欧洲封建主义裹脚布罢了。按照目前的阶级斗争形势，市场经济现代化占了上风。正如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所言，激进反建制的工人运动已经终结。秦晖喜爱的自由主义社会工程已经完美实现。所有人都乐意坐在特制版劳斯莱斯里笑，也不愿被束缚在田地里挨饿受冻。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我们都生活在阶级社会，秦晖主义统治着人类的精神世界。当然，为了避免将人性归因于社会结构的无产阶级偏见，我们也应该考虑人类的先天倾向，也许秦晖主义不是后天环境的产物，而是植根于先天倾向的生物性因素。正如秦晖所言，人类天生倾向于支持以美国模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私有制更是具有跨物种一致性，企图消灭私有制，必将导致深重的苦难。秦晖是上帝，创造了人类。秦晖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世主，而且是我们的造物主。既然秦晖热情洋溢地鼓吹唯利是图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运用同样的逻辑来考察秦晖的桃李三千及其竞争对手。无论秦晖主义的根源在于社会结构，还是在于先天倾向，甚至是在于人类和蛆虫的共鸣，我们都应该注意到，秦晖主义是一种社会现实。
娱乐和逐利是人类参与政治的两大动机。通常而言，只有低烈度的政治参与能够兼容娱乐性，因为人类不可能为了娱乐而付出巨大牺牲。正如人类不可能为了打赢一局《英雄联盟》排位赛而让自己倾家荡产，人类也不可能为了看看唐纳德·特朗普的政治笑话而上刀山下火海。高烈度的政治参与则以逐利为主导，比如说，获得能够保障一辈子中产阶级体面生活的自由勋章乃至谋权篡位——人类愿意为此承担巨大的风险。
胜负已定。在与具有商业性的新左翼势力的斗争中，民主社会主义者可以说是取得了胜利。民主社会主义者视死如归地保留了自己对具有商业性的新左翼势力进行激烈批判的文章。具有商业性的新左翼势力删掉了批判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文章，甚至删掉了批判老自由派的文章。具有商业性的新左翼势力在残酷的市场经济不断历练自己，终于学会了合作与妥协。资本竞争的失败可能会引起反思。许多人可能不喜欢施虐癖太强的新左翼视频。在志愿性活动阶段，互开左籍是最重要的斗争任务之一。不断攻击他人，理清群己权界，既是彰显个性的妙招，也是维护小共同体身份认同的法宝。随着新左翼亚文化从志愿性活动向商业化探索转变，生产者和消费者具有惯性。有人喜欢表达施虐癖，有人喜欢欣赏施虐癖。但是，具有主流中产阶级背景的新人可不买账。新左翼亚文化的商业化探索越是向主流观点迈进，就越是需要摆脱与主流观点相冲突的志愿性活动的残余因素，现在，主流中产阶级观点是幸福快乐的，与失意知识分子的愤怒不同。要么保持愤怒，退缩到志愿性活动的小共同体里，要么放下屠刀，拥抱主流的大共同体。后一种策略显然更适合新左翼亚文化的商业化探索。说到主流中产阶级的观点，我们也应该考虑到主流观点并非始终是幸福快乐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萧条期间具有激进反建制的倾向。数年前，中产阶级义愤填膺地高呼社会正义口号，他们特别关心建筑工的欠薪惨剧和外包工的底薪困境，因为攻击呼吸系统的流行性病毒破坏了经济生产，增加了他们的无产化可能性。他们表示要吊死资本家，天街踏尽公卿骨。现在情况不同了。经济生产恢复了，他们的无产化风险降低了，他们的中产阶级困境缓解了，因此，相较于数年前，在社会问题讨论领域，今天的中产阶级需要相对岁月静好的消费品。因此，行侠仗义的资本家如同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于互联网各大平台，给予中产阶级体面的台阶，修补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不平等联盟在经济萧条期间出现的裂痕。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这一转变，必然对新左翼商业化探索造成影响。此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具有商业性的新左翼势力在市场竞争中的社会地位变化。在白手起家的时候，商业资源相对稀缺，四面八方似乎都是强劲的竞争对手，这时确实需要过五关斩六将，才能生存下去。随着商业帝国的扩大，社会地位的提高，再跟小鱼小虾纠缠，那就显得有失身份了。竞争资本向垄断资本转变，在社会问题讨论领域，尤其是在新左翼亚文化内部，商业化的垄断性优势逐步形成，生存威胁减小了。努力没有白费，辛勤的汗水换来满仓的谷物。在这个行业有了一席之地，要想继续充当将网络暴力和达摩克利斯之剑作为斗争手段的征服者，就只能与其他具有垄断性优势的资本巨头产生冲突，这样做的风险实在太大了，很可能会偷鸡不着蚀把米。在这个方面，具有商业性的新左翼势力经历过惨痛的教训。综合考虑风险与收益，合作共赢无疑是更加明智的选择。具有商业性的新左翼势力表示，过去随风而逝，共创美好未来。在还没有获得终身教职的奋斗期，竞争很残酷，表情很愤怒，中产阶级青年必须把充满战斗性的“我们是99%”激进左翼口号贴在贵族大学的每一个角落。获得终身教职以后，中产阶级社会地位更加牢固的知识分子则会喜欢彼得·图尔钦的精英过剩理论，他们呼吁限制精英的数量，阻止社会地位低于他们的野心家向上爬，避免他们的阶级特权被稀释，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幸福快乐地生活在没有买卖也没有杀害的后稀缺性社会。他们合作共赢。他们休戚与共。他们团结一致。他们像齐泽克和龙虾教授那样和而不同。他们像石榴籽那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他们像一块坚不可摧的钢铁。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他们的钢铁意志，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他们的斗志昂扬。他们是船长。他们是灯塔。他们无往不胜的磅礴力量。按照他们义不容辞的自我报告，在满足他们的特权化最低生活水平所需前提下，他们会把经济剩余服务于公共利益。
也许具有商业性的新左翼势力之所以放下屠刀，是因为考虑到《1984》里的情节。在那本书中，温斯顿和朱丽亚企图加入兄弟会，具有殉道精神的奥布赖特告诉他们，要习惯过无希望和无结果的生活，因为工作一段时间后难免会失手，然后就默默牺牲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今天用达摩克利斯之剑对付别人，说不定明天自己就沦为剑下亡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