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来说，新自由派是不折不扣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一位西方主流媒体的宠儿在自己的互联网社交帐号上提到新自由派。一份英国著名中左翼报纸给新自由派留下了墓碑般的小小板块。一份由极右翼宗教组织控制的报纸与左翼同僚有着共同的敌人，因而就有了共同的泛泛之交。这份报纸也通过关于新自由派意外消失的事件，制造了针对于另一个世界的负面信息。在这份报纸的显眼位置，闪耀着巨大的广告图片，原来宗教领袖又发现新大陆。这个极右翼宗教组织是最强大的激进反建制势力。也就是说，如果东亚模式的现存秩序瓦解，这个极右翼宗教组织就很可能会在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扶植下黄袍加身。因此，我们也许应该感激广告图片所提供的信息，也许我们应该提前认识一下我们的新主人。
作为另一个世界的开放社会，在限制新自由派对现存秩序的破坏时，东亚模式没有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按照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提供的思想罪审判指南，秦晖主义无疑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思想罪。按照波普尔的说法，一种历史主义的类型是将社会建构的起源解释为某些本能或情欲的直接表现。另一方面，秦晖表示人类天生热爱美国模式。因此，秦晖主义是有罪的。秦晖的著名弟子老自由派更是宣布自己发现了私有产权的跨物种一致性，这对可怜的师徒犯下了同一种类型的思想罪，一起沦为开放社会的敌人。秦晖聪明地避开了历史必然性。我们知道，马克思时不时宣称存在着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资产阶级学者抓住这个小辫子，人云亦云地进行批判，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他们目光如炬地指出历史不存在必然性，并且鼓吹历史必然性是一种很容易导致灾难的危险思想，虽然他们对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赞不绝口。没错，历史必然性又是一种思想罪。秦晖没有犯下这个罪行，为了实现与历史必然性相似的理论建构职能，秦晖搞了个擦边球，秦晖表示，历史必然性不存在，但历史存在着概率性。作为自由主义教条的外门汉，我们不知道这个灰色地带是否有罪，对此，我们无法给秦晖主义定罪。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秦晖主义犯下了一种与历史必然性并列的罪行，那就是追溯社会结构的起源。将先天倾向与美国模式联系起来，或者探索私有产权的跨物种一致性，这是对社会结构刨根问底的生物性路径，还有一条社会性路径，秦晖主义也没有错过，秦晖主义宣布自己找到了阶级意识的起源，那就是遗臭万年的欧洲封建主义。在谴责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社会建构论的同时，老自由派也发现了社会进化如何使人摆脱原始的状态。老自由派表示，原始丛林里并没有弱肉强食的法则，而只有适者生存的法则，原始丛林里的竞争烈度其实是有限的，老自由派还运用独特的视角考察了古代的贵族制，发现古代的竞争关系常常并不致命，而只是具有威吓性，但是，由于人类有意识地追求功利性，人类文明就变得越来越弱肉强食，因此，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就是马克思的乐观主义高明得多。重复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多半是预设了立场而建构的自由主义理论，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为了节约成本，人类的作为利益包装的意识形态不一定是精致的。老自由派的观点已经够用了，老自由派的观点并不比许多举世闻名的自由主义经典著作差劲，正如许多经典左翼著作不过是裁剪而来的叙事罢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也犯下了历史主义错误。制定思想罪的律师自己也不是无辜的。在将追溯社会结构的起源解释为历史主义错误之后，卡尔·波普尔自己也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热情澎湃地鼓吹自由主义宏大叙事，描绘了一幅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的革命图景。也许他们应该数罪并罚。他们罪不可赦。我们不应该担心他们的个人自由，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考察社会结构对人类行为的影响，那就是企图改造人性，灵魂深处闹革命，自由主义者做同样的事情，那就成为了伟大启蒙者，带领着我们这群乌合之众摆脱蒙昧的状态，进入现代文明世界。如果关于先天倾向的研究与自由主义秩序相契合，比如说，私有产权具有跨物种一致性，那么人类社会就不能背离这种先天倾向，而是要植根于这种先天倾向，充分发展这种先天倾向，谁企图使人类社会背离这种先天倾向，谁就是企图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极左恐怖分子。如果关于先天倾向的研究与自由主义相矛盾，与无阶级社会相契合，那么人类社会就必须摆脱原始的兽性，学会适应崭新的现代生活，因为越是怀念遥远的过去，就越是犯下思想罪，越是容易导致杀戮、酷刑和异端审判。在理论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一部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万的审判手册。没有人能逃出这本书里的口袋罪。但有选择性的审判，向来是所有口袋罪的最终解决方案。这种自由主义宏大叙事告诉我们，罪人不仅不一定会认罪，也不一定遭受惩罚。其实反过来说也一样，无辜者常常成为牺牲品。秦晖主义的根本性错误在于，不满足于局部的、零碎的、细小的针对于具体问题的改革措施，而企图为东亚模式的现存秩序提供一个替代方案。秦晖主义不满足于成为东亚模式病床边的护士，不满足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高度赞扬的社会工程师，而是成为关心人类命运的历史主义者。没错，关心人类命运也是一种思想罪。其实关心历史趋势与关心人类命运并驾齐驱，两者都是有罪的。秦晖喜欢研究全球性的一波又一波自由主义浪潮涨落情况，关心全人类的命运，这就是企图挑战自由主义真理部的绝对正义。秦晖还喜欢研究市场经济现代化转型，这就是在研究历史趋势，于是思想罪又出现了。如果秦晖要从今天开始改过自新，成为一名合格的自由主义社会工程师，那么秦晖就应该将自己的注意力聚焦于具体的技术性问题，比如说牛奶价格的涨跌，要想使牛奶价格下降，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需要采取哪些步骤，又比如说失业率的波动，要想降低失业率，或许需要加强技术培训，提高人们的工作能力，或许需要降低失业金，避免高福利养懒汉，秦晖不能超出研究这种具体的技术性问题的边界，尤其不能上纲上线，不能把物价、工资、失业、住房、健康、教育、养老、贫富差距等一个个具体的技术性问题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秦制，也不能建构具体的技术性问题与社会整体的联系，例如，不能把局部的社会弊端上升为东亚模式的整体性问题，也不能把局部的改革措施上升为将美国模式搬过来的拼图。按照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说法，社会工程师不大关心社会建构的起源或者它们的愿意，虽然没有理由不应该承认只有少数社会建构是有意识地被设计出来的，而大多数社会建构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未经设计的结果。但是，在自由主义真理部里，修炼双重思想是一门不容忽视的职业技能。在宣称历史中的社会建构不是人为设计的前几个段落，就是在同一个章节的开篇部分，波普尔明明白白地写着，社会工程师相信人是历史的主宰，相信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来影响或改变人类的历史，就像人类已经改变地球表层一样。如果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创造历史的能力，呼吁无产阶级夺回生产资料，建立无阶级社会，那么就必须谴责对历史发展的人为干预，坚决反对科学设计，宣布社会建构的主要部分必须来自于未经设计的自发秩序，否则必将导致苦难。如果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的有限性，认为人类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例如人类无法在原始社会发明原子弹，那么就必须严惩这种忽视人类主动性的思想罪，因为人类本来就是万物的灵长，人类将历史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即将进入核心章节的末尾部分，波普尔宣布企图为现存秩序提供另一幅蓝图的一些人，心中存在着一幅画，如果需要新画，就要把画布擦干净，麻烦在于，如果他们真的把画布擦干净，那么他们必将自我毁灭，并摧毁他们心中的乌托邦计划。比如说，秦晖的心中有着一副历史悠久的图画，那就是秦制，如果秦晖真的摧毁秦制，那么秦晖就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并摧毁自己心中的美国梦。萧功秦表达过类似的观点。社会转型总是有风险的。因此，对社会进化采取悲观主义态度的预言家总会蒙对几题。这也许是上帝分发给他们的福利。波普尔还研究了激进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这种可悲的思想资源也上升为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显学，毕竟门槛很低并且好记。波普尔认为，激进主义所固有的非理性倾向，诉诸情感而非理性，起源于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企图在人间建造天堂，最终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老自由派就在对美国模式保持无限的浪漫主义崇拜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对马克思主义使用了这一招。但波普尔又告诉我们，在历史分析时避免情感卷入也是有罪的。我们知道，自由主义宏大叙事不一定能够避免浪漫主义倾向，而马克思主义理论，至少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实有着努力避免由于诉诸情感而难以准确地进行历史分析的倾向。例如，秦晖的自由主义宏大叙事延续了青春时代撰写极左翼恐怖主义刊物的浪漫主义情怀。另一方面，卡尔·考茨基就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建议工人阶级，作为热烈的真理追求者，应该不为内在的或外在的诸如追求权力等需要所迷惑，应该“没心没肝、冷酷无情”地分析历史。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应该强烈反对浪漫主义，应该强调革命的激情会吞没人类的理性，必然导致严重的苦难。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就应该反其道而行之，谴责马克思主义没有温度，忽视有血有肉的人性，热爱着运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支持率、工会覆盖率、公有制比率、投票率和经济增长率等科学信息堆砌起来的抽象的人，而不爱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不仅将自己异化为“没心没肝、冷酷无情”的革命家，还企图把无产阶级异化为推动社会进化的工具，简直是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因此，马克思主义无疑是罪恶的化身。但是，秦晖主义又要运用马克思的启示来动员社会底层。这样一来，就需要添加一个补充条件，来调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利用。根据自由主义宏大叙事的聪明才智，我们可以说，西方世界白左圣母心泛滥，模糊了群己权界，侵犯了私人领域，因此必须反对马克思的启示，在另一个世界，对弱者的同情又太少了，因此必须拾起马克思的启示。鉴于马克思的启示本身就是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重点批斗对象，秦晖主义为了推翻东亚模式竟然选择与魔鬼结盟，看来无疑又要罪加一等。但是，在另一个世界的开放社会，在东亚模式的框架内，思想，哪怕是激进反建制的思想，都是无罪的。东亚模式对关于新自由派的事件的处理方式，集中于外面世界的国际性群组。作为个体，新自由派是无罪的，虽然新自由派的头脑里充满了激进反建制幻想。东亚模式把新自由派从高于个体的封闭社会——比如说，一个国际性群组——解放出来，帮助新自由派成为开放社会的独立的个体。正如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核心章节所描绘的乌托邦：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实际上从不直接接触——那里一切事情都是各个孤独的人，通过打字的信件或电报互通消息，出门都坐封闭的汽车（人工授精甚至会出现没有个人因素的生殖）。这种虚构的社会可以称之为“完全抽象的或非个人化的社会”。有趣的是，我们的现代社会在许多方面与这种完全抽象的社会颇为相似。虽然我们并不经常在封闭的汽车上独自驱车（只是沿路看见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但其结果与此差不多——我们同街上的行人通常没有建立任何个人关系。同样，加入工会不过是持有会员证和向一个不认识的秘书缴纳会费而已。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的有许多人都没有或极少有亲密的个人触，他们生活在默默无闻和孤独的状态之中，因而是在不愉快之中。因为社会已变得抽象，而人的生物性质却没有多大改变，人有社会需要，但在一个抽象的社会中这些需要是不能得到满足的。
正如波普尔所言，这是一幅被夸张化的现代性画卷。东亚模式并没有使新自由派陷入彻底孤独的状态。东亚模式只是限制了新自由派破坏现存秩序的一面，至于新自由派的主要创作内容及商业化措施，则没有受到直接影响。与新自由派产生过商业化合作关系的工作室继续在互联网社会问题讨论领域嗅探着利润、热点和流量的味道，就像鲨鱼在海洋里寻找鲜血。有人曾向东亚模式提供关于从国际性群组分离出来的新自由派的粉丝群的信息，这个粉丝群的纪律性较强，高于个体的封闭社会的特征化趋势较弱，因而被开放社会所容忍，东亚模式并不关心新自由派的粉丝群，哪怕这个粉丝群与国际性群组一样，都在外面的世界。新自由派创作的社会问题讨论领域的免费视频，包括一些激进反建制的视频，都得到了容忍。依附着这些视频的流量的商业广告，依然赤裸裸地展示在社会问题讨论领域的互联网世界。在新左翼亚文化内部，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是，具有商业性的新左翼势力之所以对新自由派挥动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因为担心新自由派抢走孩子王的宝座。新自由派的网店依然存在。打开这个网店，我们可以看到几款生活用品和几部社会问题讨论领域的畅销书。其中，最受欢迎的生活用品是一款价格为79.9元的赫恩洗发水，在控制净含量的基础上，这款洗发水的价格约为工人阶级社区常见的海飞丝洗发水的两倍。最受欢迎的畅销书是犹太国著名资本家和思想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三部曲。与赫恩洗发水不同，《人类简史》三部曲的货源都是以高端消费和男性精英为主导的“京东”平台。其中，至少四千份订单将三本书一起打包带走，还有至少四千份订单则独宠《今日简史》，也就是说，累计销量达到一万六千本以上。
总体而言，新自由派的意外消失引起了健全中产阶级社会的一阵哄笑。在这场赌徒的游戏里，新自由派在许多小规模战役里好运连连，却在重大战役中与幸运女神擦肩而过。新自由派的故事发生得太晚了。如果新自由派早两年主动或被动地将自己的故事发展到这样的水平，那么新自由派就有机会成为接近诺贝尔和平奖的西方帝国主义媒体的宠儿，而不是沦为别人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棋子。当新自由派停止直播和更新视频时，已经不再是中产阶级深陷困境的时候，因而已经不再是中产阶级需要或真或假的英雄主义和为民请命的时候。经济生产已经恢复，无产阶级通过出卖劳动力所产生的经济剩余就像野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人矿资源丰富。中产阶级社会地位下降的可能性降低了，中产阶级困境有所缓解。中产阶级回归过去的岁月静好。于是中产阶级倾向于把马克思的启示放在一旁，认可着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与其说英雄是反抗剥削和压迫的自由战士，不如说英雄是破坏社会稳定的恐怖分子。这是一个纸醉金迷的时代，这是一个心平气和的时代，这是一个消遣、悠闲、欢乐、平静的时代，这是一切都在循序渐进地稳步上升的美好时代。这不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时代。不是要揭露无产阶级的苦难，不是要利用和劫持无产阶级的声音，不是要煽动高牺牲性的无产阶级去造反和流血，而是要将无产阶级排挤于社会边缘的黑暗角落，将那些无产阶级的不太雅观的人间悲剧藏起来。
中产阶级激进运动不就是如此吗？在陷入社会地位下降的困境时，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帝国主义媒体所提供的揣测性观点，利用十个人的死亡，高呼社会正义口号，目标既达，就兴高采烈地踩着数以万计工人阶级的尸体涌进霓虹闪耀的商业中心，在聚光灯照射着的人生大舞台上挥舞着已经洗掉鲜血的保养极好的双手，享受着性、摇滚、原子弹、冥想娱乐和多姿多彩的进步文化。
作为另一个世界的开放社会，在限制新自由派对现存秩序的破坏时，东亚模式没有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按照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提供的思想罪审判指南，秦晖主义无疑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思想罪。按照波普尔的说法，一种历史主义的类型是将社会建构的起源解释为某些本能或情欲的直接表现。另一方面，秦晖表示人类天生热爱美国模式。因此，秦晖主义是有罪的。秦晖的著名弟子老自由派更是宣布自己发现了私有产权的跨物种一致性，这对可怜的师徒犯下了同一种类型的思想罪，一起沦为开放社会的敌人。秦晖聪明地避开了历史必然性。我们知道，马克思时不时宣称存在着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资产阶级学者抓住这个小辫子，人云亦云地进行批判，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他们目光如炬地指出历史不存在必然性，并且鼓吹历史必然性是一种很容易导致灾难的危险思想，虽然他们对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赞不绝口。没错，历史必然性又是一种思想罪。秦晖没有犯下这个罪行，为了实现与历史必然性相似的理论建构职能，秦晖搞了个擦边球，秦晖表示，历史必然性不存在，但历史存在着概率性。作为自由主义教条的外门汉，我们不知道这个灰色地带是否有罪，对此，我们无法给秦晖主义定罪。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秦晖主义犯下了一种与历史必然性并列的罪行，那就是追溯社会结构的起源。将先天倾向与美国模式联系起来，或者探索私有产权的跨物种一致性，这是对社会结构刨根问底的生物性路径，还有一条社会性路径，秦晖主义也没有错过，秦晖主义宣布自己找到了阶级意识的起源，那就是遗臭万年的欧洲封建主义。在谴责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社会建构论的同时，老自由派也发现了社会进化如何使人摆脱原始的状态。老自由派表示，原始丛林里并没有弱肉强食的法则，而只有适者生存的法则，原始丛林里的竞争烈度其实是有限的，老自由派还运用独特的视角考察了古代的贵族制，发现古代的竞争关系常常并不致命，而只是具有威吓性，但是，由于人类有意识地追求功利性，人类文明就变得越来越弱肉强食，因此，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就是马克思的乐观主义高明得多。重复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多半是预设了立场而建构的自由主义理论，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为了节约成本，人类的作为利益包装的意识形态不一定是精致的。老自由派的观点已经够用了，老自由派的观点并不比许多举世闻名的自由主义经典著作差劲，正如许多经典左翼著作不过是裁剪而来的叙事罢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也犯下了历史主义错误。制定思想罪的律师自己也不是无辜的。在将追溯社会结构的起源解释为历史主义错误之后，卡尔·波普尔自己也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热情澎湃地鼓吹自由主义宏大叙事，描绘了一幅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的革命图景。也许他们应该数罪并罚。他们罪不可赦。我们不应该担心他们的个人自由，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考察社会结构对人类行为的影响，那就是企图改造人性，灵魂深处闹革命，自由主义者做同样的事情，那就成为了伟大启蒙者，带领着我们这群乌合之众摆脱蒙昧的状态，进入现代文明世界。如果关于先天倾向的研究与自由主义秩序相契合，比如说，私有产权具有跨物种一致性，那么人类社会就不能背离这种先天倾向，而是要植根于这种先天倾向，充分发展这种先天倾向，谁企图使人类社会背离这种先天倾向，谁就是企图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极左恐怖分子。如果关于先天倾向的研究与自由主义相矛盾，与无阶级社会相契合，那么人类社会就必须摆脱原始的兽性，学会适应崭新的现代生活，因为越是怀念遥远的过去，就越是犯下思想罪，越是容易导致杀戮、酷刑和异端审判。在理论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一部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万的审判手册。没有人能逃出这本书里的口袋罪。但有选择性的审判，向来是所有口袋罪的最终解决方案。这种自由主义宏大叙事告诉我们，罪人不仅不一定会认罪，也不一定遭受惩罚。其实反过来说也一样，无辜者常常成为牺牲品。秦晖主义的根本性错误在于，不满足于局部的、零碎的、细小的针对于具体问题的改革措施，而企图为东亚模式的现存秩序提供一个替代方案。秦晖主义不满足于成为东亚模式病床边的护士，不满足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高度赞扬的社会工程师，而是成为关心人类命运的历史主义者。没错，关心人类命运也是一种思想罪。其实关心历史趋势与关心人类命运并驾齐驱，两者都是有罪的。秦晖喜欢研究全球性的一波又一波自由主义浪潮涨落情况，关心全人类的命运，这就是企图挑战自由主义真理部的绝对正义。秦晖还喜欢研究市场经济现代化转型，这就是在研究历史趋势，于是思想罪又出现了。如果秦晖要从今天开始改过自新，成为一名合格的自由主义社会工程师，那么秦晖就应该将自己的注意力聚焦于具体的技术性问题，比如说牛奶价格的涨跌，要想使牛奶价格下降，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需要采取哪些步骤，又比如说失业率的波动，要想降低失业率，或许需要加强技术培训，提高人们的工作能力，或许需要降低失业金，避免高福利养懒汉，秦晖不能超出研究这种具体的技术性问题的边界，尤其不能上纲上线，不能把物价、工资、失业、住房、健康、教育、养老、贫富差距等一个个具体的技术性问题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秦制，也不能建构具体的技术性问题与社会整体的联系，例如，不能把局部的社会弊端上升为东亚模式的整体性问题，也不能把局部的改革措施上升为将美国模式搬过来的拼图。按照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说法，社会工程师不大关心社会建构的起源或者它们的愿意，虽然没有理由不应该承认只有少数社会建构是有意识地被设计出来的，而大多数社会建构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未经设计的结果。但是，在自由主义真理部里，修炼双重思想是一门不容忽视的职业技能。在宣称历史中的社会建构不是人为设计的前几个段落，就是在同一个章节的开篇部分，波普尔明明白白地写着，社会工程师相信人是历史的主宰，相信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来影响或改变人类的历史，就像人类已经改变地球表层一样。如果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创造历史的能力，呼吁无产阶级夺回生产资料，建立无阶级社会，那么就必须谴责对历史发展的人为干预，坚决反对科学设计，宣布社会建构的主要部分必须来自于未经设计的自发秩序，否则必将导致苦难。如果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的有限性，认为人类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例如人类无法在原始社会发明原子弹，那么就必须严惩这种忽视人类主动性的思想罪，因为人类本来就是万物的灵长，人类将历史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即将进入核心章节的末尾部分，波普尔宣布企图为现存秩序提供另一幅蓝图的一些人，心中存在着一幅画，如果需要新画，就要把画布擦干净，麻烦在于，如果他们真的把画布擦干净，那么他们必将自我毁灭，并摧毁他们心中的乌托邦计划。比如说，秦晖的心中有着一副历史悠久的图画，那就是秦制，如果秦晖真的摧毁秦制，那么秦晖就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并摧毁自己心中的美国梦。萧功秦表达过类似的观点。社会转型总是有风险的。因此，对社会进化采取悲观主义态度的预言家总会蒙对几题。这也许是上帝分发给他们的福利。波普尔还研究了激进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这种可悲的思想资源也上升为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显学，毕竟门槛很低并且好记。波普尔认为，激进主义所固有的非理性倾向，诉诸情感而非理性，起源于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企图在人间建造天堂，最终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老自由派就在对美国模式保持无限的浪漫主义崇拜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对马克思主义使用了这一招。但波普尔又告诉我们，在历史分析时避免情感卷入也是有罪的。我们知道，自由主义宏大叙事不一定能够避免浪漫主义倾向，而马克思主义理论，至少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实有着努力避免由于诉诸情感而难以准确地进行历史分析的倾向。例如，秦晖的自由主义宏大叙事延续了青春时代撰写极左翼恐怖主义刊物的浪漫主义情怀。另一方面，卡尔·考茨基就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建议工人阶级，作为热烈的真理追求者，应该不为内在的或外在的诸如追求权力等需要所迷惑，应该“没心没肝、冷酷无情”地分析历史。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应该强烈反对浪漫主义，应该强调革命的激情会吞没人类的理性，必然导致严重的苦难。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就应该反其道而行之，谴责马克思主义没有温度，忽视有血有肉的人性，热爱着运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支持率、工会覆盖率、公有制比率、投票率和经济增长率等科学信息堆砌起来的抽象的人，而不爱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不仅将自己异化为“没心没肝、冷酷无情”的革命家，还企图把无产阶级异化为推动社会进化的工具，简直是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因此，马克思主义无疑是罪恶的化身。但是，秦晖主义又要运用马克思的启示来动员社会底层。这样一来，就需要添加一个补充条件，来调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利用。根据自由主义宏大叙事的聪明才智，我们可以说，西方世界白左圣母心泛滥，模糊了群己权界，侵犯了私人领域，因此必须反对马克思的启示，在另一个世界，对弱者的同情又太少了，因此必须拾起马克思的启示。鉴于马克思的启示本身就是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重点批斗对象，秦晖主义为了推翻东亚模式竟然选择与魔鬼结盟，看来无疑又要罪加一等。但是，在另一个世界的开放社会，在东亚模式的框架内，思想，哪怕是激进反建制的思想，都是无罪的。东亚模式对关于新自由派的事件的处理方式，集中于外面世界的国际性群组。作为个体，新自由派是无罪的，虽然新自由派的头脑里充满了激进反建制幻想。东亚模式把新自由派从高于个体的封闭社会——比如说，一个国际性群组——解放出来，帮助新自由派成为开放社会的独立的个体。正如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核心章节所描绘的乌托邦：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实际上从不直接接触——那里一切事情都是各个孤独的人，通过打字的信件或电报互通消息，出门都坐封闭的汽车（人工授精甚至会出现没有个人因素的生殖）。这种虚构的社会可以称之为“完全抽象的或非个人化的社会”。有趣的是，我们的现代社会在许多方面与这种完全抽象的社会颇为相似。虽然我们并不经常在封闭的汽车上独自驱车（只是沿路看见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但其结果与此差不多——我们同街上的行人通常没有建立任何个人关系。同样，加入工会不过是持有会员证和向一个不认识的秘书缴纳会费而已。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的有许多人都没有或极少有亲密的个人触，他们生活在默默无闻和孤独的状态之中，因而是在不愉快之中。因为社会已变得抽象，而人的生物性质却没有多大改变，人有社会需要，但在一个抽象的社会中这些需要是不能得到满足的。
正如波普尔所言，这是一幅被夸张化的现代性画卷。东亚模式并没有使新自由派陷入彻底孤独的状态。东亚模式只是限制了新自由派破坏现存秩序的一面，至于新自由派的主要创作内容及商业化措施，则没有受到直接影响。与新自由派产生过商业化合作关系的工作室继续在互联网社会问题讨论领域嗅探着利润、热点和流量的味道，就像鲨鱼在海洋里寻找鲜血。有人曾向东亚模式提供关于从国际性群组分离出来的新自由派的粉丝群的信息，这个粉丝群的纪律性较强，高于个体的封闭社会的特征化趋势较弱，因而被开放社会所容忍，东亚模式并不关心新自由派的粉丝群，哪怕这个粉丝群与国际性群组一样，都在外面的世界。新自由派创作的社会问题讨论领域的免费视频，包括一些激进反建制的视频，都得到了容忍。依附着这些视频的流量的商业广告，依然赤裸裸地展示在社会问题讨论领域的互联网世界。在新左翼亚文化内部，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是，具有商业性的新左翼势力之所以对新自由派挥动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因为担心新自由派抢走孩子王的宝座。新自由派的网店依然存在。打开这个网店，我们可以看到几款生活用品和几部社会问题讨论领域的畅销书。其中，最受欢迎的生活用品是一款价格为79.9元的赫恩洗发水，在控制净含量的基础上，这款洗发水的价格约为工人阶级社区常见的海飞丝洗发水的两倍。最受欢迎的畅销书是犹太国著名资本家和思想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三部曲。与赫恩洗发水不同，《人类简史》三部曲的货源都是以高端消费和男性精英为主导的“京东”平台。其中，至少四千份订单将三本书一起打包带走，还有至少四千份订单则独宠《今日简史》，也就是说，累计销量达到一万六千本以上。
总体而言，新自由派的意外消失引起了健全中产阶级社会的一阵哄笑。在这场赌徒的游戏里，新自由派在许多小规模战役里好运连连，却在重大战役中与幸运女神擦肩而过。新自由派的故事发生得太晚了。如果新自由派早两年主动或被动地将自己的故事发展到这样的水平，那么新自由派就有机会成为接近诺贝尔和平奖的西方帝国主义媒体的宠儿，而不是沦为别人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棋子。当新自由派停止直播和更新视频时，已经不再是中产阶级深陷困境的时候，因而已经不再是中产阶级需要或真或假的英雄主义和为民请命的时候。经济生产已经恢复，无产阶级通过出卖劳动力所产生的经济剩余就像野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人矿资源丰富。中产阶级社会地位下降的可能性降低了，中产阶级困境有所缓解。中产阶级回归过去的岁月静好。于是中产阶级倾向于把马克思的启示放在一旁，认可着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与其说英雄是反抗剥削和压迫的自由战士，不如说英雄是破坏社会稳定的恐怖分子。这是一个纸醉金迷的时代，这是一个心平气和的时代，这是一个消遣、悠闲、欢乐、平静的时代，这是一切都在循序渐进地稳步上升的美好时代。这不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时代。不是要揭露无产阶级的苦难，不是要利用和劫持无产阶级的声音，不是要煽动高牺牲性的无产阶级去造反和流血，而是要将无产阶级排挤于社会边缘的黑暗角落，将那些无产阶级的不太雅观的人间悲剧藏起来。
中产阶级激进运动不就是如此吗？在陷入社会地位下降的困境时，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帝国主义媒体所提供的揣测性观点，利用十个人的死亡，高呼社会正义口号，目标既达，就兴高采烈地踩着数以万计工人阶级的尸体涌进霓虹闪耀的商业中心，在聚光灯照射着的人生大舞台上挥舞着已经洗掉鲜血的保养极好的双手，享受着性、摇滚、原子弹、冥想娱乐和多姿多彩的进步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