擒贼先擒王。秦晖经常抗议东亚模式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并表示美国模式尊重个人自由。但如果我们比较秦晖与马哈茂德·哈利勒的经历，我们可能会得到截然相反的结论。首先，秦晖比哈利勒更暴力。秦晖具有真正的高暴力倾向，他呼吁运用暴力手段破坏东亚模式的现存秩序，然后植入美国模式。哈利勒的暴力性相对较弱，哈利勒的主要诉求是反对美国-以色列帝国主义针对于巴勒斯坦的灭绝战争。毫无疑问，在哈利勒所领导的亲巴勒斯坦抗议队伍中，一定存在着相当比例的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同情者甚至支持者。但秦晖所领导的中产阶级激进反建制运动无疑具有更强烈的恐怖主义倾向，他们与他们的极左翼同僚经常举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肖像动员社会底层，然而，面具的背后其实是黄巢和张献忠，不仅如此，他们发明了大量具有针对性的非人化词汇，甚至表示要天灭索多玛。其次，秦晖的影响力比哈利勒大得多。秦晖与哈利勒都具有中产阶级背景，但秦晖是另一个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与此相比，哈利勒无疑是无名小卒。暴力狂有了巨大的影响力，这已经够糟了。但秦晖在国际关系层面所支持的力量也远超哈利勒。秦晖热爱美国，哈利勒热爱巴勒斯坦。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能够对东亚模式的社会稳定构成较大的威胁。巴勒斯坦则是一个弱小的、被欺凌的国家，巴勒斯坦不可能威胁美国。由此可见，哈利勒对美国造成的威胁较小，秦晖对另一个世界造成的威胁较大。即便如此，哈利勒遭到了更加严酷的对待，而秦晖则得到相对充分的包容。哈利勒被捕了，作为美国永久合法居民，却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可能性。秦晖只是从一所贵族大学主动或被动地转移到另一所贵族大学。由此可见，美国模式严酷地限制了马哈茂德·哈利勒的个人自由，而东亚模式则相对尊重秦晖的个人自由。
当然，如果我们运用这种比较来概况两个世界的总体情况，那么我们就犯下了与秦晖主义类似的错误。秦晖主义喜欢裁剪历史，一叶障目。我们知道，柏林的《两种自由》一书中对自由进行分类的方法以及对待两种自由的偏向性，被自由派广泛接受。例如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表达了对柏林的支持。秦晖也在《实践自由》一文中重复了柏林的观点。实际上，柏林的观点被视为美国模式合法性的思想基础。一种自由是岁月静好的消极自由，另一种自由是积极自由，具有反对现状和寻求变革的倾向。在柏林看来，这两种自由具有对立性，其中，消极自由应该得到优先保护，积极自由则被视为威胁。对于美国模式，秦晖遵循着柏林的观点。对于东亚模式，秦晖左脚踩右脚，既要又要，既要消极自由，又要积极自由，就像是1968年在两个世界涌上街头大呼小叫的中产阶级男性青少年。总体而言，在保护中产阶级的消极自由方面，与美国模式相比，东亚模式具有优越性。另一方面，在东亚模式的框架内，工人阶级的积极自由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中产阶级的积极自由也具有局限性，虽然后一种局限性是相对轻微的。秦晖的两种自由都得到了良好的保护，甚至在积极自由方面都胜过了美国永久合法居民马哈茂德·哈利勒。东亚模式注重打造健全的中产阶级社会，给予中产阶级世界一流的福利体系，因此这是秦晖应该得到的补偿。
瑞典工人阶级在二十世纪创造了一个奇迹，为了阻止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美国模式坚定不移地使用恐怖手段灭绝了这个奇迹，并培养出自己的杰出弟子。另一个世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东亚模式在二十世纪创造了另一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奇迹。虽然东亚模式的人均财富水平仅仅只是美国模式的六分之一，但在两个世界的中产阶级进行“民生对账”的过程中，美国模式一败涂地，东亚模式大获全胜。毫无疑问，两个世界的两种奇迹代表着符合不同阶级利益的两种尖锐对立的自由思想。美国模式的问题在于，消灭了一种自由，却没有将另一种自由发挥到极致水平。在“知乎”平台的“如何评价CIA在5月2日发布的最新招募宣传片？”问题下，网名为“大虾名宿阿莱尼亚”的账号写下的评论精辟地总结了两个世界和两种自由的关系。到目前为止，“大虾名宿阿莱尼亚”的评论共获得1905个赞同。“大虾名宿阿莱尼亚”说：
……现在东边是用先进科技、发达工业渲染生活富足，西边是用幻想的自由价值观吸引蓝色圣战士。
可是，秦晖的桃李三千几乎忘掉了新自由派。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秦晖本人及其有影响力的著名弟子对新自由派表达同情。当我们在“谷歌”的搜索框中同时输入秦晖和新自由派的名字时，我们只能看到新自由派制作的人物志。那无疑算是热门视频，并且视频下方的评论区里充满对秦晖的积极评价。互联网社会问题讨论领域的资本巨头纷纷与新自由派撇清关系，仿佛新自由派从来没有存在过。只有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另一个世界的两个著名新左翼弟子对新自由派表达了同情，分别是：具有商业性的新左翼势力和民主社会主义者。两者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志愿性活动阶段的意识形态，一个人的志愿性已经被商业性严重侵蚀了，另一个人的志愿性占绝对主导性的地位，一个人曾经尝试对新自由派挥动达摩克利斯之剑，另一个人也曾与新自由派产生冲突，但没有挥剑。
当然，如果我们运用这种比较来概况两个世界的总体情况，那么我们就犯下了与秦晖主义类似的错误。秦晖主义喜欢裁剪历史，一叶障目。我们知道，柏林的《两种自由》一书中对自由进行分类的方法以及对待两种自由的偏向性，被自由派广泛接受。例如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表达了对柏林的支持。秦晖也在《实践自由》一文中重复了柏林的观点。实际上，柏林的观点被视为美国模式合法性的思想基础。一种自由是岁月静好的消极自由，另一种自由是积极自由，具有反对现状和寻求变革的倾向。在柏林看来，这两种自由具有对立性，其中，消极自由应该得到优先保护，积极自由则被视为威胁。对于美国模式，秦晖遵循着柏林的观点。对于东亚模式，秦晖左脚踩右脚，既要又要，既要消极自由，又要积极自由，就像是1968年在两个世界涌上街头大呼小叫的中产阶级男性青少年。总体而言，在保护中产阶级的消极自由方面，与美国模式相比，东亚模式具有优越性。另一方面，在东亚模式的框架内，工人阶级的积极自由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中产阶级的积极自由也具有局限性，虽然后一种局限性是相对轻微的。秦晖的两种自由都得到了良好的保护，甚至在积极自由方面都胜过了美国永久合法居民马哈茂德·哈利勒。东亚模式注重打造健全的中产阶级社会，给予中产阶级世界一流的福利体系，因此这是秦晖应该得到的补偿。
瑞典工人阶级在二十世纪创造了一个奇迹，为了阻止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美国模式坚定不移地使用恐怖手段灭绝了这个奇迹，并培养出自己的杰出弟子。另一个世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东亚模式在二十世纪创造了另一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奇迹。虽然东亚模式的人均财富水平仅仅只是美国模式的六分之一，但在两个世界的中产阶级进行“民生对账”的过程中，美国模式一败涂地，东亚模式大获全胜。毫无疑问，两个世界的两种奇迹代表着符合不同阶级利益的两种尖锐对立的自由思想。美国模式的问题在于，消灭了一种自由，却没有将另一种自由发挥到极致水平。在“知乎”平台的“如何评价CIA在5月2日发布的最新招募宣传片？”问题下，网名为“大虾名宿阿莱尼亚”的账号写下的评论精辟地总结了两个世界和两种自由的关系。到目前为止，“大虾名宿阿莱尼亚”的评论共获得1905个赞同。“大虾名宿阿莱尼亚”说：
……现在东边是用先进科技、发达工业渲染生活富足，西边是用幻想的自由价值观吸引蓝色圣战士。
可是，秦晖的桃李三千几乎忘掉了新自由派。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秦晖本人及其有影响力的著名弟子对新自由派表达同情。当我们在“谷歌”的搜索框中同时输入秦晖和新自由派的名字时，我们只能看到新自由派制作的人物志。那无疑算是热门视频，并且视频下方的评论区里充满对秦晖的积极评价。互联网社会问题讨论领域的资本巨头纷纷与新自由派撇清关系，仿佛新自由派从来没有存在过。只有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另一个世界的两个著名新左翼弟子对新自由派表达了同情，分别是：具有商业性的新左翼势力和民主社会主义者。两者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志愿性活动阶段的意识形态，一个人的志愿性已经被商业性严重侵蚀了，另一个人的志愿性占绝对主导性的地位，一个人曾经尝试对新自由派挥动达摩克利斯之剑，另一个人也曾与新自由派产生冲突，但没有挥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