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幸福
当罗莎·卢森堡沦为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为自己的恐怖主义倾向而辩护的工具时……
从左翼自由主义到无政府主义都将罗莎·卢森堡的肖像挂在墙上，就连卡尔·马克思也无法获得如此殊荣。马克思具有惊人的学术成就，常常遭到嫉妒和诽谤，并引发广泛的争议。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大厦不仅仅与整个左翼运动所流行的道德优越感尖锐对立，政治经济变革措施也与形形色色的理论体系存在着具体的分歧，尤其是在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获得权力的时候，这位左翼运动鼻祖的原始思想就像黑暗世界里的火炬一样熠熠生辉，不是因为大同世界已经实现，而是作为一种反抗的声音，一种穿透纸背的阶级分析工具。
罗莎·卢森堡的运气与马克思不同。天时地利人和。对于自由派及其及左翼同僚来说，与思想深邃的马克思相比，卢森堡是简单而纯净的社会正义符号。在象征性大于科学性的文化战争里，卢森堡又有了许多独特的优势，她是女性，她是犹太移民，她的双腿不太灵便，因而被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贴上关于残疾人的弱势群体社会正义标签。此外，罗莎·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的评价具有矛盾性，一方面，卢森堡赞扬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勇气，另一方面，卢森堡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主义和专断权力。与此同时，卢森堡在名义上领导的德国左翼极端主义政党采取了与布尔什维克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高度相似性的策略。1919年，德国左翼极端主义政党发动的武装起义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武装压制所终结，在这场不同派别的左翼精英夺取权力和维护权力的激烈竞争里，维护权力的一方取得胜利，数百人死亡，有名字的人寥寥无几，罗莎·卢森堡是其中之一。
1919年，布尔什维克的光辉岁月才刚刚开始，这头血泊中的庞然大物才刚刚在利润、战争和前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生产方式的迷雾中渐渐显形。在今天，人们可以事后诸葛亮地授予布尔什维克二十世纪杀人冠军的英雄勋章，但在1919年，就连目光如炬的卡尔·考茨基也只能揭示布尔什维克违背左翼原则的致命错误，而难以预料布尔什维克在杀人竞赛里取得的成就。
罗莎·卢森堡在这个时候死去了，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就沦为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在温馨甜蜜的家庭争吵里时不时要翻找出来的象征性谜题。有的人强调卢森堡尊重不同的意见。有的人强调卢森堡反对资本主义。有的人强调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的批判。其中，最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利用罗莎·卢森堡的尸体为自己的恐怖主义倾向辩护。在Julia Damphouse发表于《雅各宾》报纸的《他们为什么憎恨罗莎·卢森堡》一文中，Julia Damphouse谴责自由主义者甚至欧盟机构都企图把罗莎·卢森堡纳入某种模糊的进步欧洲传统中。Julia Damphouse表示，罗莎·卢森堡一定会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在介绍罗莎·卢森堡时，Julia Damphouse娴熟地使用女性、犹太移民、残疾人等深受文化战争欢迎的图腾资本，聪明地绕开罗莎·卢森堡的阶级背景，闭口不谈卢森堡与绝大多数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来自中产阶级社区。这种对历史的裁剪意味着Julia Damphouse不是在揭露真相，而是在建构叙事。因此，Julia Damphouse反复将罗莎·卢森堡与她自己曾经批判的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主义和独断权力联系起来，不是为了还原真实而全面的罗莎·卢森堡，而是在运用关于罗莎·卢森堡、女性、犹太移民、残疾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等社会正义符号来合理化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主义和独断权力。在这个叙事里，因为备受尊敬的代表着社会正义的罗莎·卢森堡心狠手辣，具有恐怖主义倾向，并且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核心理论，因此，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主义和独断权力是正义的。更准确地说，Julia Damphouse自己喜欢的恐怖主义和独断权力是正义的，例如让布尔什维克上升为二十世纪杀人冠军的那些人间惨剧。这并不妨碍Julia Damphouse的革命同志愤怒地抗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杀害两人，虽然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的恐怖大屠杀是这一数字的数千万倍。
Julia Damphouse声称，在罗莎·卢森堡的时代里，报纸常常将她称之为“Bloody Rosa”，而绰号“Red Rosa”意在通过过于亲昵的称呼来贬低她，与“Bloody Rosa”并列，这提醒着我们，她首先是一个革命者。接着，Julia Damphouse恰到好处地补充一句，今天将她作为民主支持者和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这种叙事扭曲事实。紧接着，Julia Damphouse进一步建构自己的叙事，强调罗莎·卢森堡在必要时会毫不留情，甚至引用列奥·约吉切斯对罗莎·卢森堡的评价，强调列奥·约吉切斯在安慰她时声称她也有成为契卡头目的能力。Julia Damphouse继续有选择性地描述卢森堡的恐怖主义倾向。Julia Damphouse声称，作为政治盟友和性伴侣，列奥·约吉切斯和罗莎·卢森堡经常组织清洗和驱逐那些他们认为对其领导构成威胁或偏离其路线的人——流亡海外时，他们甚至还使用卑鄙的手段，例如曝光使用化名的同志的真实姓名，使他们暴露在沙皇国家的镇压之下。
毫无疑问，我们不应该高估罗莎·卢森堡哪怕是略微超越极端利己主义先天倾向的能力，不应该低估包括罗莎·卢森堡在内的全人类共同的极端利己主义先天倾向。与我们所有人一样，世界毁灭不如自己手指破皮，罗莎·卢森堡的左翼极端主义夫妻店当然很可能完美地符合极端利己主义框架，他们很可能会为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和社会地位而大开杀戒。但是，Julia Damphouse却笔锋一转，提到罗莎·卢森堡的最广为人知的关于“异议者的自由”的名言，淡化这句名言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声称罗莎·卢森堡和布尔什维克生活在同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世界，拥有同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梦想，都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本质上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Julia Damphouse甚至声称卢森堡在《俄国革命》一文中多次重申这一点，闭口不谈同一篇文章里对布尔什维克的激烈批判。就这样，Julia Damphouse花了大量篇幅利用罗莎·卢森堡为自己的恐怖主义倾向辩护，反复重申卢森堡的嗜血性，终于，在全文的末尾，Julia Damphouse提到罗莎·卢森堡被杀害的历史事件，并引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报纸《前进报》发表的关于这个历史事件的带有杀戮意味的诗歌。Julia Damphouse显然是一个优秀的叙事者，做到了首尾呼应。在文章的开篇，Julia Damphouse声称，罗莎·卢森堡批评苏联的创立者，但她的批评是出于一位认同苏联创立者核心理念的同志的身份，而她作为党内领导人的手段，其冷酷无情甚至超过了苏联创立者。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肆意妄为的情景主义有多么符合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亲吻镜子的需要。为了给自己喜欢的恐怖主义和独断权力披上罗莎·卢森堡的社会正义外衣，Julia Damphouse将罗莎·卢森堡拉下水，声称罗莎·卢森堡比布尔什维克更加冷酷无情。没有任何统计结果能够证明Julia Damphouse的观点，毕竟布尔什维克的杀戮是一个天文数字。当然，罗莎·卢森堡没有杀那么多人，不一定是因为她具有人道主义精神，而是因为她没有掌握需要杀死千百万人并且能够杀死千百万人的私有财产和社会地位。
与否认纳粹大屠杀的另类右翼分子不同，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热衷于为自己的恐怖主义倾向辩护。在东亚，秦晖是激进反建制自由主义少数派的大脑，并且具有高暴力性。其实，秦晖主义是根源是前三十年的极左造反派，将红太阳换成星条旗，恐怖主义倾向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退。在左翼极端主义圈子里，受到自称为托洛茨基主义派别的左翼积极分子严格控制的“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最近更新了丹尼尔·本赛德的《十月的问题：俄国革命是场注定失败且早产的政变吗？》，在这篇文章中，丹尼尔·本赛德运用具有误导性的叙事技巧将考茨基的著作裁剪出一个不完整的句子，并紧紧抓住“指挥家”一词，然后又将其与几个具有独断权力色彩的词汇并列，仿佛布尔什维克与穷苦大众并肩作战，而考茨基主张消灭自由，加强独断权力，闭口不谈自己所引用的考茨基的著作不断反对独断权力。不出所料，丹尼尔·本赛德与Julia Damphouse一起幸福快乐地抬出罗莎·卢森堡的尸体。
丹尼尔·本赛德指出，考茨基认为那么多的鲜血、眼泪和废墟本是可以避免的。丹尼尔·本赛德宣布这是错误的“革命早产论”。这样，丹尼尔·本赛德就以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为名义，以历史的可能性为理由，为自己的恐怖主义倾向辩护，甚至暗示这种恐怖主义倾向是穷苦大众的大民主。作为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的动态民主，鲜血、眼泪和废墟都是最崇高的革命，然而，让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手指破皮的贵族基本收入略微下降，却是十恶不赦的大撒旦。
也许我们有必要比较一下另类右翼分子的纳粹大屠杀否认论与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的恐怖主义倾向。有些另类右翼分子支持纳粹大屠杀否认论，有些另类右翼积极分子则反对纳粹大屠杀否认论。越是居庙堂之高，越是需要理论联系实际，越是渴望被主流精英阶层吸收，与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沆瀣一气，另类右翼积极分子就越是倾向于谴责希特勒，甚至与有权有势的犹太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殖民侵略乃至灭绝战争，有助于这些新法西斯主义领袖为自己的反移民政策辩护。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世界的另类右翼积极分子将会与另一个世界的秦晖主义不约而同地宣布巴勒斯坦不存在。例如，《samnytt》就没有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起源与演变保持最基本的学术诚实。另一方面，越是处江湖之远，越是远离权力的中心，越是保留古典法西斯主义的过时教条，另类右翼积极分子就越是倾向于同情希特勒，憎恨犹太人，支持纳粹大屠杀否认论。对于另类右翼积极分子而言，在口头层面对犹太人的种族仇恨与支持纳粹大屠杀否认论成正比。我们无法忘记以北欧抵抗运动为代表的另类右翼积极分子谴责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的双重标准。他们指出，当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表达对布尔什维克的同情时，主流精英阶层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甚至辩称这不是在肯定布尔什维克制造的一片血海，而是学习布尔什维克追求美好未来的勇气和苏联模式取得的重工业成就。他们又指出，当他们表达对希特勒的同情时，总会遭到禁止，那些巧舌如簧的左翼教授及其后宫声称他们煽动仇恨，而没有采取一致的逻辑，强调同情希特勒，并不意味着肯定奥斯维辛集中营，而是在学习希特勒的阶级合作精神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给全体人民带来的物质繁荣和社会稳定。
北欧抵抗运动有时错误地估计了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的恐怖主义倾向。实际上，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常常赞美、庆祝和炫耀符合自己切身利益的恐怖主义。另类右翼积极分子的纳粹大屠杀否认论有很多版本，有的人声称德国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的数量被自由派及极左翼同僚严格控制的主流学术界夸大了；有的人声称本意是好的只是下面执行坏了，希特勒没有下达关于屠杀犹太人的命令，甚至不知道犹太人遭到屠杀；有的人声称纳粹大屠杀没有发生过，是秘密操纵着国际社会的犹太资本家为了合法化以色列而编造出来的虚构故事。即使是最极端的版本，也蕴含着一种否定恐怖主义的倾向，一种将自己至少在口头上支持的事业与恐怖主义分离开来的倾向。如果另类右翼积极分子被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宣传机器所洗脑，认为革命是自己授权给自己的，自己制造的恐怖主义具有正义性，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妇人之仁地支持某种版本的纳粹大屠杀否认论，而是应该欣赏希特勒的杰作，正如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热衷于欣赏西方帝国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杰作一样。我们不太清楚有多少另类右翼积极分子会把威廉·皮尔斯的《特纳日记》放在床头，并向《雅各宾》报纸的Julia Damphouse学习先进斗争经验，为挂在墙上的法西斯主义历史人物编造出根本就没有真实发生的恐怖主义倾向。当另类右翼积极分子支持纳粹大屠杀否认论，在虚构故事里淡化希特勒的恐怖主义倾向时，Julia Damphouse忙着反其道而行之，在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的虚构故事里无限夸大罗莎·卢森堡的恐怖主义倾向。
Julia Damphouse提到罗莎·卢森堡的《俄国革命》一文，甚至将这篇文章作为证据，强调卢森堡和布尔什维克都将社会主义革命视为民主化的过程，然而，写于1918年的《俄国革命》其实是展示卢森堡和布尔什维克的分歧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卢森堡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主义和独断权力，围绕着民主的概念，卢森堡表达自己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当然，这些分歧并没有导致卢森堡放弃对布尔什维克的批判性欣赏。卢森堡很久以前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极左造反派，并且渐渐成为这个派别的领袖，她的思想和切身利益与布尔什维克有着日益紧密的联系。当时，不仅仅是德国左翼极端主义者，刚刚被吸收进主流精英阶层的许多社会党领袖，对布尔什维克也采取与卢森堡类似的态度。考茨基在《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我的许多德国和奥地利的政治上的朋友们，也不同意我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敌对态度。他们设想布尔什维克可能实现他们的纲领，并要求人们不要去扰乱和阻碍他们的努力。在他们看来，那些我以为完全是错误的、致命错误的措施，只是些黑斑，产生这些黑斑的原因，不是由于大战的暂时影响，就是由于要购买经验的人们总是必须付出代价，实际上就像小孩生病一样。
包括倾向于左翼自由主义的爱德华·伯恩斯坦都没有像考茨基那样从头到脚地批判布尔什维克。今天，我们也会发现西方世界象牙塔里四平八稳的中左翼知识分子对批判苏联创立者采取高度谨慎的态度，与极左造反派一起油嘴滑舌地谩骂斯大林，毫不奇怪的是，斯大林并不是由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制造乌克兰的普遍致命性饥饿而沦为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的活靶子，而是随着苏联越来越繁荣昌盛，树大招风，不光彩的现实不得不成为国际新闻。在代际斗争中，中产阶级青年需要向披着斯大林外衣的老左派父辈发动进攻。在阶级斗争中，中产阶级青年需要向工人阶级发动进攻，当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与斯大林主义存在着意识形态包装层面的亲缘关系。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突然在冷战的白热化时期看到苏联斯大林体制的罪恶真面目了，苏联对布拉格之春采取铁腕手段，他们抓住机会对此采取象征性批判，指桑骂槐地要求父辈尽快完成中产阶级社会地位的权力交接手续，要求左翼运动中产化。在苏联模式造成的灾难中，这场导致数百人死亡的武装压制只能算是沧海一粟。与此同时，波尔布特的老师在血泊中时来运转。在西方世界的精英阶层内部，社会顶层需要利用另一个世界不同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中产阶级青年需要破而后立，在根据自己的需要后知后觉地假装反思斯大林体制的弊端时，需要再发明一个左翼极端主义神话，让自己充满革命的想象力，作为满足自己肤浅后物质主义身份认同和表达中产阶级利益诉求的工具。于是斯大林本人遭受象征性批判，然而，斯大林最著名的学生却被博学多才的新左翼运动捧上神坛。根据叙事需要，他们有选择性地对人命如草芥的东亚恐怖主义采取宽容的态度。今天，西方帝国主义发放的亲殖民主义宣传品中添油加醋地揭露着另一个世界前三十年的人间惨剧，这当然不是因为善良，而是因为帝国主义争霸。新冷战。今天的东亚，社会各阶层都可能会使用作为社会正义符号的波尔布特的老师。社会顶层需要赞美自己的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私有财产和社会地位。中产阶级需要肤浅后物质主义身份认同，需要工人贵族应该拥有的注定属于少数人的良好物质生活条件。在精英阶层内部，在官僚与资本的竞争关系里，官僚更倾向于使用这个社会正义符号来包装自己的利益诉求，不仅仅是因为工人贵族的高薪闲职，而且是因为更加广泛的经济权力。但是，每一个创业者，每一个渴望向上流动的进步人士，都可能用这个社会正义符号来勉励自己，因为夺取和维护权力的历史已经被广泛理解为创业和成功。在工人阶级内部，这个社会正义符号也被反复使用，因为工人阶级想要涨工资娶老婆，想要增加私有财产和提高社会地位。发出反建制的声音或者被怀疑具有反建制的倾向意味需要承担着巨大的成本、风险和代价，因此就连萧功秦都发现社会底层和社会顶层给同一尊佛像续香火，让这尊佛像成为表达利益诉求的护身符，萧功秦戴着新保守主义有色眼镜看到社会动荡的风险，但我们应该看到这种行为蕴含着权衡利弊后对现实的妥协，表达对权力中心的忠诚性，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不是推翻现存秩序，不是反对社会顶层的私有财产和社会地位，而是在现存秩序内争取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个人改良主义愿景。从马克思到考茨基都强调，意识形态分歧的背后掩蔽着物质利益的重大影响。罗伯特·米歇尔斯在《寡头统治铁律》一书中报告说，这种分析工具对左翼运动也适用，在左翼运动中，表面上高度抽象的理论斗争，掩蔽着左翼领袖的私人利益冲突。我们缺少足够的资料，我们不知道卡尔·考茨基、爱德华·伯恩斯坦和罗莎·卢森堡的理论斗争是否受到私有财产和社会地位的影响。但不难理解的是，随着苏联在血泊中诞生，从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的角度来看，社会党人对布尔什维克采取彻底批判的态度，不太可能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很可能是社会党人对布尔什维克制造的血海不闻不问、遮遮掩掩的重要原因。以民族国家为边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不同的土地上当皇帝，井水不犯河水。在民族国家内部，许多左翼极端主义者可以被主流精英阶层所吸收，他们可以选择参加议会选举，在议会里争取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条道路权力小，风险也小；他们也可以选择走上布尔什维克的争取独断权力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更加美妙而纯粹的私有制道路，这条道路权力大，风险也大。就这样，德国左翼极端主义政党产生选择困难症。在经济萧条期间，没落贵族的人数不断增加，被主流精英阶层吸收的概率较小，因此，渴望重新洗牌和焊死车门的声音都会增加。社会撕裂。在今天的西方世界，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主张维护以竞争性选举为基础的现存秩序，与过去的罗莎·卢森堡的德国左翼极端主义政党一样，今天的另类右翼领袖骑驴找马，他们一边参加竞争性选举，一边公开表达对竞争性选举的怀疑。与一百多年前的布尔什维克一样，今天的唐纳德·特朗普企图以公有化的名义对票箱进行私有化，从而完成自己选举自己的宏伟目标。也许布尔什维克和唐纳德·特朗普都在大公无私地追逐着最高形式的动态民主。鉴于佐赫兰·马姆达尼的政治经济纲领完全处于贿赂自己的基本盘中产阶级青年和移民的福利资本主义框架内，不会比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倾多少，如果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真的支持罗莎·卢森堡的变革措施，对魏玛共和国的温和化充满阶级仇恨，那么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出来与佐赫兰·马姆达尼的全民保育、免费交通、冻结房租决裂，与导致马姆达尼获得纽约市最高权力的竞争性选举决裂，与比马姆达尼左倾得多但又被卢森堡视为反动派的考茨基思想决裂，主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同情、支持、参与、组织乃至领导对马姆达尼所统治的纽约市进行武装起义的激进左翼运动。我们很好奇，如果今天的纽约市爆发一场斯巴达克同盟起义，促使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在世界各地大搞个人崇拜的佐赫兰·马姆达尼会比默许杀死罗莎·卢森堡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宽容多少。我们同样好奇，马姆达尼以及同样在实质上甚至比爱德华·伯恩斯坦还要右倾得多的德国左翼党的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什么时候遭受Julia Damphouse的残酷程度升级版的契卡式审判，集体枪毙的日期是猴年马月，毕竟根据Julia Damphouse的恐怖主义自我报告，在Julia Damphouse心中的神龛里，住着一个比布尔什维克还要残酷的罗莎·卢森堡。由此可见，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具有双重思想。一方面，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热衷于使用高度激进的象征性社会正义符号包装自身和谩骂他人，宣布自己天下第一革命。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在充满社会正义符号的精神世界里为自己打造了一把完美地符合自己切身利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只要拥有民主、人权、无产阶级专政等崇高的理由，想杀谁就杀谁想杀多少人就杀多少人想怎么杀人就怎么杀人。只要将自己拼命争取的私有财产和社会地位用崇高措辞进行包装，那么多鲜血、眼泪、废墟都鸡犬升天地成为打开英灵殿之门的钥匙——重要的是现世里的幸福。为了避免自己手指破皮而让世界毁灭的幸福。革命的幸福。为此，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甚至要虚构一个比布尔什维克还要残酷的罗莎·卢森堡。另一方面，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其实都没有把自己的崇高措辞当真。他们说一套做一套。他们的作为自我包装的意识形态与作为实际利益诉求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当我们考察他们的实际利益诉求时，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他们使用最激进的甚至是最嗜血的社会正义符号彰显自身的革命性，但他们的纲领其实不仅比卡尔·考茨基右倾，而且比爱德华·伯恩斯坦右倾，甚至比约翰·罗尔斯右倾。我们应该看到，抛开那些高度激进的社会正义符号，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也会支持他们的纲领。面对他们的纲领，就连罗伯特·米歇尔斯都会拍手称快。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在今天企图使用种种政策倾斜满足自身利益的中产阶级神话，要求加强中产阶级公民社会，完美地符合米歇尔斯的法西斯主义核心理论。随着左翼运动中产化，今天的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的基本盘，与阿道夫·希特勒的基本盘高度相似。Julia Damphouse的革命同志一边谩骂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一边吹捧佐赫兰·马姆达尼。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马姆达尼比艾伯特左倾，马姆达尼没有接手一个经济崩溃的战败国，没有面对左翼精英以全世界无产者的名义发动的武装起义。不仅如此，有证据表明艾伯特比马姆达尼左倾。例如，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德国女性首次在全国选举中获得投票权。在马姆达尼的纲领里，能够实践的纲领里，并没有接近、达到或超过这种激进程度的变革措施。此外，与今天相比，魏玛共和国时代的中产阶级神话相对薄弱，艾伯特至少不敢像包括马姆达尼在内的全球共识那样打造健全的中产阶级社会。中产阶级社区里的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需要使用高度激进的社会正义符号满足自己的肤浅后物质主义身份认同。在经济繁荣时期，当贵族大学里的公子哥儿举起罗莎·卢森堡的肖像头上街头时，从唐纳德·特朗普到伯尼·桑德斯的脑袋里都会出现一台能够解开语言密码的翻译机，他们能够听懂他们的暗示，在他们内部，与崇高措辞截然不同的基于阶级利益的团结也是心照不宣的秘密，他们的实际利益诉求是减免学贷、住房补贴、高薪工作等等。在经济萧条时期，罗莎·卢森堡的肖像就形成一种类似于核威胁的暗示，不是推动社会进化和消灭阶级，而是指那种激进反建制倾向，那种破坏性，那种嗜血性。郁郁不得志的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让罗莎·卢森堡的肖像沾满象征性的鲜血，向主流精英阶层发出最后的通牒，如果他们没有获得与自己的贵族身份相匹配的良好物质生活条件，那么他们就要天街踏尽公卿骨吊死资本家鱼死网破也要灭掉对手。就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严肃的社会分析和斗争指南被毫无指导意义的象征性社会正义符号所取代。在《俄国革命》一文中，罗莎·卢森堡表示，需要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本质的东西同非本质的东西、核心同偶然事件区别开来，布尔什维克表明他们能做到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在历史可能性的限度内所能做到的一切，这是布尔什维克政策中本质的和持久性的东西，恐怖主义和独断权力则是非本质的偶然事件。对于布尔什维克而言，罗莎·卢森堡是忠诚的反对派，或者说是七分功三分过。问题在于，罗莎·卢森堡所说的本质的和持久性的东西就像贝斯是乐队的灵魂那样看不见摸不着，包括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在内的激进反建制精英在谋权篡位的过程中产生的恐怖主义和独断权力却实实在在、反复重演。如果革命指的是谋权篡位，那么布尔什维克确实是教科书般的榜样。如果说Julia Damphouse将革命解释为民主化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布尔什维克的谋权篡位，充满恐怖主义和独断权力的谋权篡位又怎么能够被视为革命呢？难道不是反动？Julia Damphouse在提到罗莎·卢森堡和布尔什维克的分歧时拐弯抹角、含糊其辞，体现了知识分子为了完成具有专业性的中产阶级工作而必须具备的虚伪。精准而优雅。我们在这里引用《俄国革命》一文中罗莎·卢森堡和布尔什维克的分歧：
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苏维埃代表大会从三个月召开一次推迟到六个月！）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
当罗莎·卢森堡沦为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为自己的恐怖主义倾向而辩护的工具时……
从左翼自由主义到无政府主义都将罗莎·卢森堡的肖像挂在墙上，就连卡尔·马克思也无法获得如此殊荣。马克思具有惊人的学术成就，常常遭到嫉妒和诽谤，并引发广泛的争议。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大厦不仅仅与整个左翼运动所流行的道德优越感尖锐对立，政治经济变革措施也与形形色色的理论体系存在着具体的分歧，尤其是在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获得权力的时候，这位左翼运动鼻祖的原始思想就像黑暗世界里的火炬一样熠熠生辉，不是因为大同世界已经实现，而是作为一种反抗的声音，一种穿透纸背的阶级分析工具。
罗莎·卢森堡的运气与马克思不同。天时地利人和。对于自由派及其及左翼同僚来说，与思想深邃的马克思相比，卢森堡是简单而纯净的社会正义符号。在象征性大于科学性的文化战争里，卢森堡又有了许多独特的优势，她是女性，她是犹太移民，她的双腿不太灵便，因而被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贴上关于残疾人的弱势群体社会正义标签。此外，罗莎·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的评价具有矛盾性，一方面，卢森堡赞扬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勇气，另一方面，卢森堡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主义和专断权力。与此同时，卢森堡在名义上领导的德国左翼极端主义政党采取了与布尔什维克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高度相似性的策略。1919年，德国左翼极端主义政党发动的武装起义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武装压制所终结，在这场不同派别的左翼精英夺取权力和维护权力的激烈竞争里，维护权力的一方取得胜利，数百人死亡，有名字的人寥寥无几，罗莎·卢森堡是其中之一。
1919年，布尔什维克的光辉岁月才刚刚开始，这头血泊中的庞然大物才刚刚在利润、战争和前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生产方式的迷雾中渐渐显形。在今天，人们可以事后诸葛亮地授予布尔什维克二十世纪杀人冠军的英雄勋章，但在1919年，就连目光如炬的卡尔·考茨基也只能揭示布尔什维克违背左翼原则的致命错误，而难以预料布尔什维克在杀人竞赛里取得的成就。
罗莎·卢森堡在这个时候死去了，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就沦为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在温馨甜蜜的家庭争吵里时不时要翻找出来的象征性谜题。有的人强调卢森堡尊重不同的意见。有的人强调卢森堡反对资本主义。有的人强调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的批判。其中，最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利用罗莎·卢森堡的尸体为自己的恐怖主义倾向辩护。在Julia Damphouse发表于《雅各宾》报纸的《他们为什么憎恨罗莎·卢森堡》一文中，Julia Damphouse谴责自由主义者甚至欧盟机构都企图把罗莎·卢森堡纳入某种模糊的进步欧洲传统中。Julia Damphouse表示，罗莎·卢森堡一定会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在介绍罗莎·卢森堡时，Julia Damphouse娴熟地使用女性、犹太移民、残疾人等深受文化战争欢迎的图腾资本，聪明地绕开罗莎·卢森堡的阶级背景，闭口不谈卢森堡与绝大多数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来自中产阶级社区。这种对历史的裁剪意味着Julia Damphouse不是在揭露真相，而是在建构叙事。因此，Julia Damphouse反复将罗莎·卢森堡与她自己曾经批判的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主义和独断权力联系起来，不是为了还原真实而全面的罗莎·卢森堡，而是在运用关于罗莎·卢森堡、女性、犹太移民、残疾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等社会正义符号来合理化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主义和独断权力。在这个叙事里，因为备受尊敬的代表着社会正义的罗莎·卢森堡心狠手辣，具有恐怖主义倾向，并且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核心理论，因此，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主义和独断权力是正义的。更准确地说，Julia Damphouse自己喜欢的恐怖主义和独断权力是正义的，例如让布尔什维克上升为二十世纪杀人冠军的那些人间惨剧。这并不妨碍Julia Damphouse的革命同志愤怒地抗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杀害两人，虽然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的恐怖大屠杀是这一数字的数千万倍。
Julia Damphouse声称，在罗莎·卢森堡的时代里，报纸常常将她称之为“Bloody Rosa”，而绰号“Red Rosa”意在通过过于亲昵的称呼来贬低她，与“Bloody Rosa”并列，这提醒着我们，她首先是一个革命者。接着，Julia Damphouse恰到好处地补充一句，今天将她作为民主支持者和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这种叙事扭曲事实。紧接着，Julia Damphouse进一步建构自己的叙事，强调罗莎·卢森堡在必要时会毫不留情，甚至引用列奥·约吉切斯对罗莎·卢森堡的评价，强调列奥·约吉切斯在安慰她时声称她也有成为契卡头目的能力。Julia Damphouse继续有选择性地描述卢森堡的恐怖主义倾向。Julia Damphouse声称，作为政治盟友和性伴侣，列奥·约吉切斯和罗莎·卢森堡经常组织清洗和驱逐那些他们认为对其领导构成威胁或偏离其路线的人——流亡海外时，他们甚至还使用卑鄙的手段，例如曝光使用化名的同志的真实姓名，使他们暴露在沙皇国家的镇压之下。
毫无疑问，我们不应该高估罗莎·卢森堡哪怕是略微超越极端利己主义先天倾向的能力，不应该低估包括罗莎·卢森堡在内的全人类共同的极端利己主义先天倾向。与我们所有人一样，世界毁灭不如自己手指破皮，罗莎·卢森堡的左翼极端主义夫妻店当然很可能完美地符合极端利己主义框架，他们很可能会为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和社会地位而大开杀戒。但是，Julia Damphouse却笔锋一转，提到罗莎·卢森堡的最广为人知的关于“异议者的自由”的名言，淡化这句名言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声称罗莎·卢森堡和布尔什维克生活在同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世界，拥有同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梦想，都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本质上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Julia Damphouse甚至声称卢森堡在《俄国革命》一文中多次重申这一点，闭口不谈同一篇文章里对布尔什维克的激烈批判。就这样，Julia Damphouse花了大量篇幅利用罗莎·卢森堡为自己的恐怖主义倾向辩护，反复重申卢森堡的嗜血性，终于，在全文的末尾，Julia Damphouse提到罗莎·卢森堡被杀害的历史事件，并引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报纸《前进报》发表的关于这个历史事件的带有杀戮意味的诗歌。Julia Damphouse显然是一个优秀的叙事者，做到了首尾呼应。在文章的开篇，Julia Damphouse声称，罗莎·卢森堡批评苏联的创立者，但她的批评是出于一位认同苏联创立者核心理念的同志的身份，而她作为党内领导人的手段，其冷酷无情甚至超过了苏联创立者。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肆意妄为的情景主义有多么符合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亲吻镜子的需要。为了给自己喜欢的恐怖主义和独断权力披上罗莎·卢森堡的社会正义外衣，Julia Damphouse将罗莎·卢森堡拉下水，声称罗莎·卢森堡比布尔什维克更加冷酷无情。没有任何统计结果能够证明Julia Damphouse的观点，毕竟布尔什维克的杀戮是一个天文数字。当然，罗莎·卢森堡没有杀那么多人，不一定是因为她具有人道主义精神，而是因为她没有掌握需要杀死千百万人并且能够杀死千百万人的私有财产和社会地位。
与否认纳粹大屠杀的另类右翼分子不同，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热衷于为自己的恐怖主义倾向辩护。在东亚，秦晖是激进反建制自由主义少数派的大脑，并且具有高暴力性。其实，秦晖主义是根源是前三十年的极左造反派，将红太阳换成星条旗，恐怖主义倾向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退。在左翼极端主义圈子里，受到自称为托洛茨基主义派别的左翼积极分子严格控制的“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最近更新了丹尼尔·本赛德的《十月的问题：俄国革命是场注定失败且早产的政变吗？》，在这篇文章中，丹尼尔·本赛德运用具有误导性的叙事技巧将考茨基的著作裁剪出一个不完整的句子，并紧紧抓住“指挥家”一词，然后又将其与几个具有独断权力色彩的词汇并列，仿佛布尔什维克与穷苦大众并肩作战，而考茨基主张消灭自由，加强独断权力，闭口不谈自己所引用的考茨基的著作不断反对独断权力。不出所料，丹尼尔·本赛德与Julia Damphouse一起幸福快乐地抬出罗莎·卢森堡的尸体。
丹尼尔·本赛德指出，考茨基认为那么多的鲜血、眼泪和废墟本是可以避免的。丹尼尔·本赛德宣布这是错误的“革命早产论”。这样，丹尼尔·本赛德就以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为名义，以历史的可能性为理由，为自己的恐怖主义倾向辩护，甚至暗示这种恐怖主义倾向是穷苦大众的大民主。作为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的动态民主，鲜血、眼泪和废墟都是最崇高的革命，然而，让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手指破皮的贵族基本收入略微下降，却是十恶不赦的大撒旦。
也许我们有必要比较一下另类右翼分子的纳粹大屠杀否认论与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的恐怖主义倾向。有些另类右翼分子支持纳粹大屠杀否认论，有些另类右翼积极分子则反对纳粹大屠杀否认论。越是居庙堂之高，越是需要理论联系实际，越是渴望被主流精英阶层吸收，与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沆瀣一气，另类右翼积极分子就越是倾向于谴责希特勒，甚至与有权有势的犹太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殖民侵略乃至灭绝战争，有助于这些新法西斯主义领袖为自己的反移民政策辩护。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世界的另类右翼积极分子将会与另一个世界的秦晖主义不约而同地宣布巴勒斯坦不存在。例如，《samnytt》就没有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起源与演变保持最基本的学术诚实。另一方面，越是处江湖之远，越是远离权力的中心，越是保留古典法西斯主义的过时教条，另类右翼积极分子就越是倾向于同情希特勒，憎恨犹太人，支持纳粹大屠杀否认论。对于另类右翼积极分子而言，在口头层面对犹太人的种族仇恨与支持纳粹大屠杀否认论成正比。我们无法忘记以北欧抵抗运动为代表的另类右翼积极分子谴责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的双重标准。他们指出，当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表达对布尔什维克的同情时，主流精英阶层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甚至辩称这不是在肯定布尔什维克制造的一片血海，而是学习布尔什维克追求美好未来的勇气和苏联模式取得的重工业成就。他们又指出，当他们表达对希特勒的同情时，总会遭到禁止，那些巧舌如簧的左翼教授及其后宫声称他们煽动仇恨，而没有采取一致的逻辑，强调同情希特勒，并不意味着肯定奥斯维辛集中营，而是在学习希特勒的阶级合作精神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给全体人民带来的物质繁荣和社会稳定。
北欧抵抗运动有时错误地估计了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的恐怖主义倾向。实际上，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常常赞美、庆祝和炫耀符合自己切身利益的恐怖主义。另类右翼积极分子的纳粹大屠杀否认论有很多版本，有的人声称德国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的数量被自由派及极左翼同僚严格控制的主流学术界夸大了；有的人声称本意是好的只是下面执行坏了，希特勒没有下达关于屠杀犹太人的命令，甚至不知道犹太人遭到屠杀；有的人声称纳粹大屠杀没有发生过，是秘密操纵着国际社会的犹太资本家为了合法化以色列而编造出来的虚构故事。即使是最极端的版本，也蕴含着一种否定恐怖主义的倾向，一种将自己至少在口头上支持的事业与恐怖主义分离开来的倾向。如果另类右翼积极分子被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宣传机器所洗脑，认为革命是自己授权给自己的，自己制造的恐怖主义具有正义性，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妇人之仁地支持某种版本的纳粹大屠杀否认论，而是应该欣赏希特勒的杰作，正如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热衷于欣赏西方帝国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杰作一样。我们不太清楚有多少另类右翼积极分子会把威廉·皮尔斯的《特纳日记》放在床头，并向《雅各宾》报纸的Julia Damphouse学习先进斗争经验，为挂在墙上的法西斯主义历史人物编造出根本就没有真实发生的恐怖主义倾向。当另类右翼积极分子支持纳粹大屠杀否认论，在虚构故事里淡化希特勒的恐怖主义倾向时，Julia Damphouse忙着反其道而行之，在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的虚构故事里无限夸大罗莎·卢森堡的恐怖主义倾向。
Julia Damphouse提到罗莎·卢森堡的《俄国革命》一文，甚至将这篇文章作为证据，强调卢森堡和布尔什维克都将社会主义革命视为民主化的过程，然而，写于1918年的《俄国革命》其实是展示卢森堡和布尔什维克的分歧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卢森堡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主义和独断权力，围绕着民主的概念，卢森堡表达自己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当然，这些分歧并没有导致卢森堡放弃对布尔什维克的批判性欣赏。卢森堡很久以前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极左造反派，并且渐渐成为这个派别的领袖，她的思想和切身利益与布尔什维克有着日益紧密的联系。当时，不仅仅是德国左翼极端主义者，刚刚被吸收进主流精英阶层的许多社会党领袖，对布尔什维克也采取与卢森堡类似的态度。考茨基在《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我的许多德国和奥地利的政治上的朋友们，也不同意我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敌对态度。他们设想布尔什维克可能实现他们的纲领，并要求人们不要去扰乱和阻碍他们的努力。在他们看来，那些我以为完全是错误的、致命错误的措施，只是些黑斑，产生这些黑斑的原因，不是由于大战的暂时影响，就是由于要购买经验的人们总是必须付出代价，实际上就像小孩生病一样。
包括倾向于左翼自由主义的爱德华·伯恩斯坦都没有像考茨基那样从头到脚地批判布尔什维克。今天，我们也会发现西方世界象牙塔里四平八稳的中左翼知识分子对批判苏联创立者采取高度谨慎的态度，与极左造反派一起油嘴滑舌地谩骂斯大林，毫不奇怪的是，斯大林并不是由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制造乌克兰的普遍致命性饥饿而沦为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的活靶子，而是随着苏联越来越繁荣昌盛，树大招风，不光彩的现实不得不成为国际新闻。在代际斗争中，中产阶级青年需要向披着斯大林外衣的老左派父辈发动进攻。在阶级斗争中，中产阶级青年需要向工人阶级发动进攻，当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与斯大林主义存在着意识形态包装层面的亲缘关系。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突然在冷战的白热化时期看到苏联斯大林体制的罪恶真面目了，苏联对布拉格之春采取铁腕手段，他们抓住机会对此采取象征性批判，指桑骂槐地要求父辈尽快完成中产阶级社会地位的权力交接手续，要求左翼运动中产化。在苏联模式造成的灾难中，这场导致数百人死亡的武装压制只能算是沧海一粟。与此同时，波尔布特的老师在血泊中时来运转。在西方世界的精英阶层内部，社会顶层需要利用另一个世界不同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中产阶级青年需要破而后立，在根据自己的需要后知后觉地假装反思斯大林体制的弊端时，需要再发明一个左翼极端主义神话，让自己充满革命的想象力，作为满足自己肤浅后物质主义身份认同和表达中产阶级利益诉求的工具。于是斯大林本人遭受象征性批判，然而，斯大林最著名的学生却被博学多才的新左翼运动捧上神坛。根据叙事需要，他们有选择性地对人命如草芥的东亚恐怖主义采取宽容的态度。今天，西方帝国主义发放的亲殖民主义宣传品中添油加醋地揭露着另一个世界前三十年的人间惨剧，这当然不是因为善良，而是因为帝国主义争霸。新冷战。今天的东亚，社会各阶层都可能会使用作为社会正义符号的波尔布特的老师。社会顶层需要赞美自己的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私有财产和社会地位。中产阶级需要肤浅后物质主义身份认同，需要工人贵族应该拥有的注定属于少数人的良好物质生活条件。在精英阶层内部，在官僚与资本的竞争关系里，官僚更倾向于使用这个社会正义符号来包装自己的利益诉求，不仅仅是因为工人贵族的高薪闲职，而且是因为更加广泛的经济权力。但是，每一个创业者，每一个渴望向上流动的进步人士，都可能用这个社会正义符号来勉励自己，因为夺取和维护权力的历史已经被广泛理解为创业和成功。在工人阶级内部，这个社会正义符号也被反复使用，因为工人阶级想要涨工资娶老婆，想要增加私有财产和提高社会地位。发出反建制的声音或者被怀疑具有反建制的倾向意味需要承担着巨大的成本、风险和代价，因此就连萧功秦都发现社会底层和社会顶层给同一尊佛像续香火，让这尊佛像成为表达利益诉求的护身符，萧功秦戴着新保守主义有色眼镜看到社会动荡的风险，但我们应该看到这种行为蕴含着权衡利弊后对现实的妥协，表达对权力中心的忠诚性，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不是推翻现存秩序，不是反对社会顶层的私有财产和社会地位，而是在现存秩序内争取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个人改良主义愿景。从马克思到考茨基都强调，意识形态分歧的背后掩蔽着物质利益的重大影响。罗伯特·米歇尔斯在《寡头统治铁律》一书中报告说，这种分析工具对左翼运动也适用，在左翼运动中，表面上高度抽象的理论斗争，掩蔽着左翼领袖的私人利益冲突。我们缺少足够的资料，我们不知道卡尔·考茨基、爱德华·伯恩斯坦和罗莎·卢森堡的理论斗争是否受到私有财产和社会地位的影响。但不难理解的是，随着苏联在血泊中诞生，从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的角度来看，社会党人对布尔什维克采取彻底批判的态度，不太可能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很可能是社会党人对布尔什维克制造的血海不闻不问、遮遮掩掩的重要原因。以民族国家为边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不同的土地上当皇帝，井水不犯河水。在民族国家内部，许多左翼极端主义者可以被主流精英阶层所吸收，他们可以选择参加议会选举，在议会里争取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条道路权力小，风险也小；他们也可以选择走上布尔什维克的争取独断权力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更加美妙而纯粹的私有制道路，这条道路权力大，风险也大。就这样，德国左翼极端主义政党产生选择困难症。在经济萧条期间，没落贵族的人数不断增加，被主流精英阶层吸收的概率较小，因此，渴望重新洗牌和焊死车门的声音都会增加。社会撕裂。在今天的西方世界，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主张维护以竞争性选举为基础的现存秩序，与过去的罗莎·卢森堡的德国左翼极端主义政党一样，今天的另类右翼领袖骑驴找马，他们一边参加竞争性选举，一边公开表达对竞争性选举的怀疑。与一百多年前的布尔什维克一样，今天的唐纳德·特朗普企图以公有化的名义对票箱进行私有化，从而完成自己选举自己的宏伟目标。也许布尔什维克和唐纳德·特朗普都在大公无私地追逐着最高形式的动态民主。鉴于佐赫兰·马姆达尼的政治经济纲领完全处于贿赂自己的基本盘中产阶级青年和移民的福利资本主义框架内，不会比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倾多少，如果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真的支持罗莎·卢森堡的变革措施，对魏玛共和国的温和化充满阶级仇恨，那么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出来与佐赫兰·马姆达尼的全民保育、免费交通、冻结房租决裂，与导致马姆达尼获得纽约市最高权力的竞争性选举决裂，与比马姆达尼左倾得多但又被卢森堡视为反动派的考茨基思想决裂，主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同情、支持、参与、组织乃至领导对马姆达尼所统治的纽约市进行武装起义的激进左翼运动。我们很好奇，如果今天的纽约市爆发一场斯巴达克同盟起义，促使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在世界各地大搞个人崇拜的佐赫兰·马姆达尼会比默许杀死罗莎·卢森堡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宽容多少。我们同样好奇，马姆达尼以及同样在实质上甚至比爱德华·伯恩斯坦还要右倾得多的德国左翼党的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什么时候遭受Julia Damphouse的残酷程度升级版的契卡式审判，集体枪毙的日期是猴年马月，毕竟根据Julia Damphouse的恐怖主义自我报告，在Julia Damphouse心中的神龛里，住着一个比布尔什维克还要残酷的罗莎·卢森堡。由此可见，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具有双重思想。一方面，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热衷于使用高度激进的象征性社会正义符号包装自身和谩骂他人，宣布自己天下第一革命。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在充满社会正义符号的精神世界里为自己打造了一把完美地符合自己切身利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只要拥有民主、人权、无产阶级专政等崇高的理由，想杀谁就杀谁想杀多少人就杀多少人想怎么杀人就怎么杀人。只要将自己拼命争取的私有财产和社会地位用崇高措辞进行包装，那么多鲜血、眼泪、废墟都鸡犬升天地成为打开英灵殿之门的钥匙——重要的是现世里的幸福。为了避免自己手指破皮而让世界毁灭的幸福。革命的幸福。为此，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甚至要虚构一个比布尔什维克还要残酷的罗莎·卢森堡。另一方面，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其实都没有把自己的崇高措辞当真。他们说一套做一套。他们的作为自我包装的意识形态与作为实际利益诉求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当我们考察他们的实际利益诉求时，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他们使用最激进的甚至是最嗜血的社会正义符号彰显自身的革命性，但他们的纲领其实不仅比卡尔·考茨基右倾，而且比爱德华·伯恩斯坦右倾，甚至比约翰·罗尔斯右倾。我们应该看到，抛开那些高度激进的社会正义符号，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也会支持他们的纲领。面对他们的纲领，就连罗伯特·米歇尔斯都会拍手称快。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在今天企图使用种种政策倾斜满足自身利益的中产阶级神话，要求加强中产阶级公民社会，完美地符合米歇尔斯的法西斯主义核心理论。随着左翼运动中产化，今天的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的基本盘，与阿道夫·希特勒的基本盘高度相似。Julia Damphouse的革命同志一边谩骂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一边吹捧佐赫兰·马姆达尼。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马姆达尼比艾伯特左倾，马姆达尼没有接手一个经济崩溃的战败国，没有面对左翼精英以全世界无产者的名义发动的武装起义。不仅如此，有证据表明艾伯特比马姆达尼左倾。例如，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德国女性首次在全国选举中获得投票权。在马姆达尼的纲领里，能够实践的纲领里，并没有接近、达到或超过这种激进程度的变革措施。此外，与今天相比，魏玛共和国时代的中产阶级神话相对薄弱，艾伯特至少不敢像包括马姆达尼在内的全球共识那样打造健全的中产阶级社会。中产阶级社区里的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需要使用高度激进的社会正义符号满足自己的肤浅后物质主义身份认同。在经济繁荣时期，当贵族大学里的公子哥儿举起罗莎·卢森堡的肖像头上街头时，从唐纳德·特朗普到伯尼·桑德斯的脑袋里都会出现一台能够解开语言密码的翻译机，他们能够听懂他们的暗示，在他们内部，与崇高措辞截然不同的基于阶级利益的团结也是心照不宣的秘密，他们的实际利益诉求是减免学贷、住房补贴、高薪工作等等。在经济萧条时期，罗莎·卢森堡的肖像就形成一种类似于核威胁的暗示，不是推动社会进化和消灭阶级，而是指那种激进反建制倾向，那种破坏性，那种嗜血性。郁郁不得志的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让罗莎·卢森堡的肖像沾满象征性的鲜血，向主流精英阶层发出最后的通牒，如果他们没有获得与自己的贵族身份相匹配的良好物质生活条件，那么他们就要天街踏尽公卿骨吊死资本家鱼死网破也要灭掉对手。就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严肃的社会分析和斗争指南被毫无指导意义的象征性社会正义符号所取代。在《俄国革命》一文中，罗莎·卢森堡表示，需要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本质的东西同非本质的东西、核心同偶然事件区别开来，布尔什维克表明他们能做到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在历史可能性的限度内所能做到的一切，这是布尔什维克政策中本质的和持久性的东西，恐怖主义和独断权力则是非本质的偶然事件。对于布尔什维克而言，罗莎·卢森堡是忠诚的反对派，或者说是七分功三分过。问题在于，罗莎·卢森堡所说的本质的和持久性的东西就像贝斯是乐队的灵魂那样看不见摸不着，包括自由派及其极左翼同僚在内的激进反建制精英在谋权篡位的过程中产生的恐怖主义和独断权力却实实在在、反复重演。如果革命指的是谋权篡位，那么布尔什维克确实是教科书般的榜样。如果说Julia Damphouse将革命解释为民主化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布尔什维克的谋权篡位，充满恐怖主义和独断权力的谋权篡位又怎么能够被视为革命呢？难道不是反动？Julia Damphouse在提到罗莎·卢森堡和布尔什维克的分歧时拐弯抹角、含糊其辞，体现了知识分子为了完成具有专业性的中产阶级工作而必须具备的虚伪。精准而优雅。我们在这里引用《俄国革命》一文中罗莎·卢森堡和布尔什维克的分歧：
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苏维埃代表大会从三个月召开一次推迟到六个月！）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
